学习故事丨胡绳：打开烟幕一头撞进哲学神殿里去

　　在20世纪上叶的中国，也有这样一群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光亮带到黑暗不知方向的东方古国，用理论照亮新中国的前路；

　　他们追逐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穿过了旧中国的阴霾，正在一代代人的呵护下，飞向时代前沿，点亮新时代的光荣梦想。正如习曾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有些人只会空想，不会做事。他们凭空想了许多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空话，可是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件事。”

　　“也有些人只顾做事，不动脑筋。他们一天忙到晚，做他们一向做惯的或者别人要他们做的事。”

　　正如他笔下所写，没有空想，没有死做，这个叛逆的青年甫一接触社会，就把敢想敢做的闯劲发挥到了极致。

　　跪在雪地里坚决抗敌的上海十九路军，没有等来他们的后援。即便他们缺少物资，穿着单衣短裤，可相比于天气，更冷的是人心。

　　他们阻止了日军海军陆战队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却没能阻止后方“停止进攻”的命令。

　　将士们懊恼地放下了手中的步枪，热血的百姓们放下了赶着做出来的土制手榴弹。政府这道“忍辱求全”的急电，远胜日军的枪炮，终于击溃了中国人自己的防线。

　　一位将士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抱着步枪冲向日军阵地，随着对面的几声枪响，倒地不起。他的血染在皑皑的雪地上。

　　可早慧的他早已看穿社会大势这一切的原因，仅仅在于政府正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所以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

　　比战败更让人无力与愤怒的，是本有机会，却不战而败。更何况，这一场战争本就是日方挑衅，杀害中国警员，还提出“道歉、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

　　“”救不了中国，散布谣言污蔑马克思主义和的，更赶不走侵华日军。

　　抱着这样“叛逆”的思想，胡绳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ABC》等“”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从瞿秋白的书中了解到正经历的斗争与创造的理论，也知道了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

　　然而大学里的哲学课堂，“教授夹着大皮包上来了，讲的呢，不外是什么最高的绝对的善”，是一大串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黑格尔的人名。

　　他可不是个死读书的学生。正如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哲学漫谈》中所写，“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的历史把哲学这个东西遮上了一重重的烟幕，弄得它变成了一个古怪奥妙的神殿，我们要讨论哲学，就不得不打开这些烟幕，一直撞进这神殿里去。”

　　要撞进哲学神殿，就不能跟着老教授慢吞吞的步伐，胡绳开始“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

　　一年后，胡绳又来到风云际会、各色思想潮涌的上海，他想在“神殿”里探寻更多的宝藏，也想把“神殿”里的烟幕打开，让更多的人看看里面的奥妙。

　　以写作为生的他，无意间偶遇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张仲实先生。先生邀他给“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书，并出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个题目。

　　很快，《新哲学的人生观》出炉。在书中，他打破了常规哲学教材的叙述脉络，从哲学角度的“人是什么”谈起，继而讲到哲学怎样处理人生观的问题。

　　然而，只是鼓励青年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还不够，胡绳渴望将自己在神殿中找到的宝藏倾馕而出。

　　于是，《哲学漫谈》问世了。他以通信的方式，把哲学从教授的讲坛中解放了出来，到达了社会大众，并深刻改变着他们的认识。

　　例如，书中提到“哲学尽管讨论的是最高的概念和一般的法则，却并不能因此就证明哲学是空洞玄妙的。”

　　为了讲解这个“最高的概念”，胡绳化抽象为具体，“这是张三、那是李四，这是赵德胜、那是黄阿虎，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形状神气，但是一说到人，我们就把他们各自的特点除外了，构成了一个人的概念。”

　　许多哲学家认为，哲学上的概念和法则，因为是最高的、最一般的，所以是用“肉眼”观察不到的，我们只有靠“纯理性”才能把握到它们。

　　对于这样把哲学复杂化、神秘化的观念，胡绳也在书中用通俗的语言给予了批判，“倘然这样说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并不是因为先有了张三、李四、赵德胜、黄阿虎才产生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空洞地构成的。这真是什么话啊！基督教的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人，难道这些哲学家是上帝吗？”

　　寥寥数语，便解释清楚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这样大众化的语言，让更多的普通人得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哲学，继而运用哲学。

　　过去，太多的人把哲学讲成了深奥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渴望打开这些笼罩在哲学之上的烟幕，让人们看看它的真容，让进步青年们借助这实用的理论，看清而今的形势，找到人生的方向。

　　从想到做，这个“叛逆”青年把神殿里的烟幕打开，循循善诱地抱出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今后的青年们，抱出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