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苏州学者守望125岁“文学山房”
编者按：江澄波，1926年生，古籍版本学家，苏州文学山房旧书店第三代传人。其祖父于1899年创建文学山房，收集和销售古旧书籍，在书林颇具声望。在耳濡目染和天长日久的业务实践中，江澄波掌握了版本目录学的专业本领，精于古籍的鉴定与修复，对历代藏书家、书商事迹和书林掌故等谙熟于心。退休之后其重新开办旧书店，继续访书、购书，为公藏机构提供珍贵古籍，曾促成过云楼藏书归公，为挖掘、抢救、保存国家文化遗产贡献力量。其著作有《江苏刻书》《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古刻名抄经眼录》《书船长载江南月》等。文物鉴赏家江洛一曾评价江澄波为“苏州一宝”、书界的“活字典”，“肚子里古籍的知识恐怕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书中岁月容易过。一转眼，我已从事古旧书业80多年了。回顾一生，要讲的话很多很多，往事纷呈，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字——书。
与书结缘要从我的曾祖父椿山先生算起。他因战乱从湖州到苏州，在阊门的扫叶山房做店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我的祖父江杏溪在护龙街（今人民路）嘉余坊口创立文学山房。
我懂事之时，文学山房已经发展了约30年。这30年中，文学山房从一个小书肆逐步发展至古书盈架、名人满门。虽然我没有亲历，但常听父亲说起往事。创办后，先是赶上太谷学派的第三代山长黄葆年在苏州创办归群草堂讲学。学子云集，有大量购书需求。辛亥革命后，在苏官员离开，留下众多藏书，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在业内形成良好口碑。到1931年，我5岁时，最初的店面已不能适应业务需要，于是书店迁往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口，还装上了时髦的电话。新店落成时，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文学山房题写了竖幅招牌。
1935年，一天店里来了一位穿长衫、戴眼镜的白发老人，拄着手杖，在书架前看书。父亲很恭敬地站在一旁。那时，我虽只是个小学生，却也隐隐感到这位老先生不同常人。等他离开后，我父亲跟我讲：“你知道刚才的老先生是谁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先生呢！”我听说见到了章太炎，心里非常高兴。可惜的是，时隔不到一年，他就与世长辞了。当时，我也料想不到，20多年后，我会经手收购他的藏书。
书遭乱世多离散。全面抗战爆发后，故家所藏版本古籍逐渐在市面上出现，不少大部头古籍被售到美国和日本。很多有识之士为此大声疾呼，积极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郑振铎先生发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时我还小，多是父亲到上海为郑先生送书。父亲时常讲起郑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秘密抢救古代典籍的故事，令我敬佩不已。后来，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等先生又成立合众图书馆，以“因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为宗旨。我曾多次为图书馆送书。
家学渊源使得我对古旧书籍非常上心，13岁时的一次偶遇成为我收贩古书的开始。那年清明时节，我在去扫墓的路上遇到一个旧货摊，摊上放有三本古书。我便拿上手翻看，发现竟是明朝人手写的蓝格抄本，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来后祖父看了很惊奇：“这样的好书，是从哪里得来的？”根据书根上的字，他判断这是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书，并对我说：“你小小年纪能识得宝物，真不容易。”
1942年，我16岁了，开始进店里帮忙。“古书行业是高尚的。”这是进店后父亲给我讲的一句话。卖书收书是文化事业，而非纯粹逐利——这个理念自此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那时开书店要具备一文一武两种本领。“武”就是要把破书补得像原书一样。破书边边角角都需要补，浆的浓薄，纸的色泽、软硬，衬页的大小都很讲究，缺字的地方要用近色墨仿照字体一笔一画添上去。补书，虽然细工慢作、费心劳神，只要好好学还是容易掌握的，难的是“文”，也就是鉴定书。收购旧书的时候又不能带着所有的目录去。书有多少版本、全不全、每本书的最后一卷是什么，都要印在脑子里。
父亲交代我看的第一本书目是莫友芝的四大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做过曾国藩幕僚，他潜心研究版本目录学，颇有建树。《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在江南书林久负盛名，什么版本好，什么版本不够好，一一有记录。读这套书，父亲没怎么教，我只有硬着头皮看下去，还真被我看出了一点门道。一是要对照着真书看，没有真书比照，自然看得无趣。当时文学山房书多，我就自己寻着书来看。二是要认真看。我看得认真，没想到就记住了。既然能记住，我就有意去记忆。这样看了一年，四本书目都看完了。最后，父亲考我功课，发现我竟然能背下这四大本书目，大为吃惊。
背书目的一个用处，是能掌握经史子集的各种版本，这样面对方家才有底气。拜访藏书大家，就像上考场，他们常先出示一两本，你得根据拿出来的书发表见解。能说出些门道，人家认为你懂书，才会继续给你看；否则人家就不会再拿好东西出来了——知道你不识货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我去浙江嘉善的张天方教授家访书。张教授上来就发问：“有本书，叫《震泽编》，你阿知道？”我就说了这本书的作者、各版本。张先生一听碰着识货的了，于是拿出他的藏书目录供我选择。我一下选了十多册。现在看来，都是珍本秘籍。
除了背书目，收到一批书，还需要抄写书目。由于古书的封面和内页的书名常有出入，抄书目时，父亲交代我，要以第一卷第一行的书名为准。我那时已习惯用钢笔，抄写时，用复印纸衬垫，一式两份。一份留店中备份，一份寄送给单位或藏家。在我父亲这一代，文学山房除了买卖古籍，兼营刻版、发行，曾经出版过《江氏聚珍版丛本》（又名《文学山房丛书》），以聚珍木活字精印，是“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苏州私营新、旧书店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两年后，苏州市文化部门对古旧书业正式改组，店号为“公私合营苏州古旧书店”。文学山房成为其中的一个门市部。我的工作重点转向抢救性保护，把著名藏书家的资料整理成册，主动拜访；与本市及外地废品回收站通信联系，及时抢救。
一次去同里访书，我在一家烟纸店收到几本破旧的线装书，是明嘉靖年间铜活字本的《国朝文纂》。收书时得知，本来有十几本，其中没有洞的，全给抽水烟烧掉了，剩下都是这些破破烂烂有洞的，让我心痛不已。
那个时候，我常往南通、泰州、扬州等地访书。单镇、陆润庠、王謇等藏书家，小石山房、后雨抄堂等藏书楼，当众多名家的藏书流出时，我都曾积极访求，见证了一部又一部古书的命运沉浮，也难免喟叹，累世藏书能几家。其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我经手的十部宋版书。
宋代古籍能留存至今的非常少见，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写下《贩书经眼录》的严宝善先生曾感慨，自己一生都没有经手过一部像样的宋版书。我最早收到的宋本是在一家鱼竿店里发现的一套南宋嘉泰四年刊本《东莱吕太史文集》，是别人放在那里寄卖的。我买下后平价转给了文管会，现存于苏州博物馆，是苏州当前藏书中最早的刊本。后来我又先后经手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通鉴纪事本末》等书，最终都流入了苏州博物馆、苏州图书馆等公共机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顾氏的过云楼。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集四代收藏，珍品如云。20世纪90年代，南京图书馆的负责人找到我，希望收购过云楼的藏书，将珍贵典籍留在江苏。那时候，过云楼藏书分为四房继承，苏州一份、上海两份、北京一份。我与苏州的顾笃璜先生相熟，在中间牵线联系。后来他邀请我到家中，将一捆捆古籍拿出来，记录成册，以很便宜的价格转给了南京图书馆，随后上海的两份藏书也被南京图书馆收购，这其中就有《乖崖张公语录》《字苑类编》《龙川略制》三部宋版书。
20世纪80年代，由于老同志陆续退休、离世，古旧书业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受文化部委托举办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邀我前去讲授“怎样鉴别古籍版本”。我自己在书店做学徒的时候，祖父、父亲从来没有用文字材料教我，全凭实践中多看多说，常常是到藏书人家中“现场教学”。要给几十位学员讲课，得有一份正式的讲义。我这才开始总结历年来的经验，形成了《怎样鉴别古籍版本》的小册子，内容分为十四部分，包括版本名称的由来和发展、研究版本的意义、怎样识别活字版、区别丛书本和单刻本等。
到了1992年，第二期学习班召开，上一期学员反映看不到古籍实物，对于成化黑口本、嘉靖翻宋本、万历插图本，没有概念。为此，我事先准备了几十种明版残页，一旁写上版本年代，装订成册，称《明刻集锦》。这种实物教学颇受欢迎，下课以后，学员们还到我宿舍里，要求细看这两本“标本”。
2001年，由于家里情况比较艰难，为了给两个孙女攒钱上大学，我决定自行创业。干了一辈子的古书业务，最懂的是书，还是开书店最合适。于是跟古旧书店辞聘，做开店的准备。
找了一个店面，找来3个被淘汰的货柜，在玻璃门上贴一张“收购古今旧书碑帖”的广告牌，新店就算开张了。店名叫什么？文学山房已被合并到苏州古旧书店，但终究还是难舍这块老招牌，因为苏州话里“学”“育”同音，新店定名为“文育山房”。
为了把空置的书架填满，开店之初，我时常到上海，或者到文庙旧货市场去逛。一个周末，我逛地摊，没什么稀罕的。巧的是摊主忽然站起来，我就看到了他坐的“凳子”——原来是一摞康熙刻本《百名家词钞》。我同他讲价钱，买了下来。拿回来一查，这部书是比较好的，郑振铎先生和黄裳先生都曾买过，有过记录。此外，我还给图书馆和藏书家写信，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我又开了新书店。
新店除了收贩古书，兼营修补古籍，我也开始正式把“金镶玉”的手艺教给三个孩子。金镶玉是将原书拆成散页，内衬白纸重新装订。因为原书页泛黄，新旧对照如同黄金白玉，故得名。2006年，黄裳先生来苏州，特地来找我。他问了我小店的经营情况，劝我把“文学山房”百年招牌恢复。这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在各方关心下，2012年，“文学山房”老牌子恢复。
近年来，古旧书籍拍卖市场“书源枯竭”。有人希望我拿出一部分书到市场上拍卖，我都拒绝了。我还是传承文学山房提供古书给公藏机构的传统，每当收到好书，就写一份书目寄过去给他们看。书适合哪里，我就提供给哪里，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从业80多年来，通过我的抢救、奔走，很多藏于民间的古书被发掘出来，并被送到合适的人或机构手中，回想起来，我心里是十分高兴和自豪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的祖籍湖州吴兴的织里，是书船的发源地。织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路纵横，专门在各乡镇及城市间往来收售图书的船，被称为书船。书船的主人，因为走的地方多，能收到不常见的书籍，很受藏书家和书坊主人的欢迎。当年常熟七星桥“书舶云集”，为汲古阁毛氏父子提供善本；钱谦益收藏的宋版《后汉书》也因书船“遂成完璧”。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身所好；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直到现在，一天不摸旧书，我心里就不踏实。
借着书的缘分，我一生认识了不少藏书家、学问家：小时候见过章太炎；20世纪40年代见过于右任、陈澄中、钱穆；至于郑振铎、潘景郑、顾颉刚、顾廷龙、李一氓、阿英、黄裳、黄永年等先生，我都曾为他们提供书目、送书寄书，有幸见证这些名家藏书、治学的途径。从各位先生处，我得到不少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指点。他们对于传承古典、赓续文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是让我铭感于心。
如今，文学山房已经125岁了，我也到了白寿之年。回首往事，那些藏书人家的大门、门厅仍然历历在目：陆润庠的书箱堆成亚字形，仪鄦庐的书房像个密室，阿英收集的晚清画报、期刊……我还记得，夕阳在平江路上斜照时，我捧着古书，踏着青石板路，向藏书楼走去……不同时期，人和书有不同命运。现在这个新时代，就是个好时代，今天流通的书籍，只要是好书，就能得到大家的重视、爱惜。当代书林，光焰愈炽。我活过这么多个时代，深感现在的生活最平安幸福。书因人聚，有爱书的人在，书香文脉就不会断绝。我的最大心愿就是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