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隐蔽战线五次助党中央脱离险境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心脏”，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同志曾经讲过，我们战胜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看到，在党的历史上，隐蔽战线曾五次帮助党中央脱离险境。
在党的隐蔽战线历史上，“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可谓战功赫赫。
钱壮飞，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早年进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1929年，钱壮飞结识周恩来，并受周恩来领导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派遣，打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5月，钱壮飞将从徐恩曾那里获取的敌人发动第一次、第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及时上报，从而确保了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1年4月24日，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我党核心机密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武汉行营主任等人抓到顾顺章后，第二天就给徐恩曾、陈立夫接连发去电报。这天是星期六，只有钱壮飞一人值班。收到六封特急绝密电报后，每封电报上“徐恩曾亲译”字样引起了钱壮飞的警觉，他迅速破译了电报。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截获这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后，钱壮飞连夜派女婿刘杞夫（中共地下党员）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继而找到陈赓、周恩来。最终，在敌人动手前，党中央斩断了顾顺章能接触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消灭中央红军。
莫雄是的一位老将领，受员严希纯、项与年等人影响，思想日趋进步。1934年，莫雄出任江西省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聘请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到德安行政督察专署分任主任秘书、主任参谋、情报参谋等职。
当时，莫雄以地方长官身份与会。这个“铁桶围剿”计划铁到什么程度呢？莫雄回忆：“这是我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此次会议极其重要，发至每个人手中的资料就有一两公斤重，包括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和依据蒋介石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都有“极秘密”字样，并按与会者名单编号。莫雄拿到资料后，冒着危险，当晚即下山把这个绝密计划交给刘哑佛、项与年，在场诸人无不震惊。
在此危急关头，莫雄展现出对党的忠诚和担当，他拍板将最主要的情报由薄砂纸密写抄录，并由项与年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的要点。
“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项与年）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是同志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
寥寥数语，生动展现了莫雄、项与年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他们不畏艰险，送来关键情报，为中国工农红军最终作出长征的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9年7月，周恩来在接见罗青长、熊向晖时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
熊向晖何许人？1919年4月，他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一个官宦家庭，17岁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12月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1937年，在组织的建议下，熊向晖隐蔽中共党员身份，到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因其出色的文化素养和世家子弟风范，深得胡宗南的赏识，被其视为心腹爱将加以培养。董必武、周恩来凭着敏锐的斗争直觉预感此乃“天赐良机”，便安排熊向晖以一枚“闲棋冷子”的姿态开始卧底生涯。由此十余年，熊向晖按照“对党忠诚、对敌狡猾”的方针，在内身居要职，为党中央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
1943年，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处于紧急状态。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决定部署兵力，准备闪击延安。熊向晖获悉后，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及时联系中共联络员王石坚，后者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情报迅速报告延安。
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这一举动将的阴谋变阳谋，从舆论上置于内外炭烤之势，最终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胡宗南再次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准备攻打延安，试图对中共领导人一网打尽。他邀请“心腹”熊向晖共谋大业。熊向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任务，却暗中将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方案秘密呈交、周恩来。
3月10日晚，胡宗南任命熊向晖为机要秘书，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熊向晖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深知这次较之1943年更为凶险，关系中央安危。
在此危急关头，熊向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请他勿拆附信，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
据此情报，党中央迅速作出多方准备，所有电台和无线天并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胡宗南。同时，我军在延北地区全歼胡宗南的精锐部队3个旅，所有旅长被俘，“闪击延安”计划再次破产。
事后，对西安隐蔽战线给予高度评价：“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的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抗日战争时期，刘光国曾经在北平日伪政府当办事员。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刘光国一心想参加革命。但党组织要求他回到日伪政府，负责策反伪军和保护敌伪机关的档案。从此，刘光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隐蔽战线年，刘光国奉命打入孙连仲部队执行潜伏任务。他多次获取敌人的绝密文件、电报等，提供给党中央。
1948年秋，蒋介石飞往北平，与傅作义策划对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实行偷袭，行动代号为“穿心战术”。他们在地图上标好了石家庄、西柏坡附近的轰炸目标和部队进攻路线。这份绝密情报被潜伏在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刘光国获悉。此时，离行动只有3天。
刘光国记下作战计划后，与接头人甘陵联系。甘陵当即派出秘密交通员刘之骥背熟情报要点，向司令员作了汇报。10月25日上午10时，、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根据所获情报，认真分析敌我形势：我方必须在徐水到定县不足百里间，抗阻敌军3日以上，并等待主力部队赶到。
形势异常险峻，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领导确定了颇具色彩的“台前幕后紧密配合，斗智斗勇，以假乱真，虚实并举”的反偷袭方案。在我军主力未到之前，通过新华社刊发三篇雄文，把敌人偷袭计划向全国广播。同时，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兵在望都、唐河两地构筑抗阻阵地。
10月30日晚，敌军先头部队进至唐河南岸，离石家庄100多公里。华野三纵星夜兼程，于10月31日凌晨赶到沙河，从正面挡住敌军。至此，情况全面转危为安。
中国自创立以来，隐蔽战线就以保护者姿态隐身于正面战场之后。这里有太多的无名英雄，少数被时代铭记，多数“无名无功”。对人性而言，是一种炼狱；对党性而言，是一种考验。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