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能人辈出的奥马哈城看巴菲特如何在童年养成创业思维
奥马哈城位于密苏里河西岸，它就像镶嵌在翡翠项链上的一颗钻石。这个西部城镇富有活力和创业精神，能人辈出、锐意进取。
这个体重6磅、早产5周的小男孩从降生到世上以来，似乎对数字就有一种本能的迫切渴望。在小时候，巴菲特就会到朋友鲍勃·拉塞尔家玩，坐在拉塞尔家的门廊前，静看门前的车水马龙，记下过往车辆的车牌号码。天黑之后，这两个孩子就会跑回家，在桌上摊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记下每个字母在报上出现的次数，在剪贴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算术列式，就好像他们在算欧几里得的数学难题一样。拉塞尔会拿出一本年鉴，大声念出一些城市的名字，巴菲特则会一个接着一个快速报出每个城市的人口有多少。棒球得分、赛马胜率……任何数字都是这个早熟的大脑的养料。每逢周日，母亲会让他洗漱干净，将头发梳得油亮有形，再把他往教堂的长椅上一放，让他好好听听布道。他倒不浪费时间，坐在那里扳着手指头开始算起神职作曲家的寿命来。他会站在起居室里手握乒乓球拍颠球，一边颠一边数，一玩就是一个小时。“大富翁”游戏他会玩个不停，兴奋地数着自己不断累积起来的虚拟财富。
蓝色眼眸、皮肤白皙、脸颊泛红的巴菲特不仅对数字很着迷，对金钱也很热衷。他第一个和财富有关的礼物是艾丽斯姑妈在圣诞节送给他的货币换算器，他自豪地将它别在腰间。5岁那年，巴菲特就在自家门外的过道上摆了个小摊，向过往的人兜售口香糖。后来他又改卖柠檬汁，这次不是在自家门前，而是换到了地段更加繁华的拉塞尔家门口。
9岁的时候，巴菲特和拉塞尔跑去拉塞尔家对面的加油站数饮料售卖机里掉出来的瓶盖数。这可不是9岁少年的无聊举动，他们是在做市场调查。市场上卖了多少瓶酷士牌橙汁？卖了多少瓶可口可乐？卖了多少瓶无醇啤酒？他俩会把这些瓶盖运到巴菲特家的地下室里分门别类地堆成堆。他们想知道哪种饮料的销售量最大，哪家公司的生意最好。
当大多数孩子还不知道何为公司的时候，巴菲特就从身为股票经纪人的父亲手里搞来成卷的股票行情机纸带，把它们铺在地上，用父亲介绍的标准普尔指数来试着解读这些报价数字。他会到高尔夫球场上去寻找用过的但可以再用的高尔夫球，出售给邻居来赚钱。他也会到阿克－萨－本赛马场，趴在扔满票根的地上，把那些被撕破丢弃的票根翻过来，竟然常常能发现一些中了奖却被误扔掉的赛马券。在酷暑难耐的内布拉斯加，巴菲特和拉塞尔顶着烈日，来到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给大款们当高尔夫球童，每天挣3美元。傍晚时分，美国的中西部隐入迟暮的寂静中，他俩会坐在拉塞尔家前廊的摇摆沙发上嬉戏。没想到，纳西斯和斯塔德贝克斯大街上的车流和电车发出的叮当碰撞声让巴菲特又产生了奇思妙想。看到许多车辆经过拉塞尔家门前时，巴菲特会不无感慨地说道：“要是能从他们身上赚到钱就好了。”拉塞尔的母亲伊芙琳在50年后回忆起巴菲特的往事时，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巴菲特的原话：“这么多车！您没从这些司机身上赚到钱，太可惜了，拉塞尔夫人。”好像拉塞尔夫人非得在家门口设一个收费站才过瘾。
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沃伦·巴菲特排行老二，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母亲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是个身材娇小、性情开朗的女人。她为人随和，是公认的贤妻良母，也有着“很好的经济头脑”。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性情严肃但为人和善，对沃伦·巴菲特的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是他把儿子带入了股票和债券的世界，并为儿子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就目前大家掌握的情况而言，老巴菲特对于数字的精明还不敌儿子，他对赚钱的兴趣也不如儿子那么浓厚。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沃伦·巴菲特从舒适安逸的家中跑出来，甘愿在赛马场的地上爬来爬去捡票根，就好像地上满是珍珠一样呢？究竟又是什么，使得多年以后的他在商业伙伴面前一展身手呢？他能够对复杂的算术题进行心算，记忆力之强就像一部活百科全书一样，就连阿克伦城的人口他都能脱口而出。沃伦·巴菲特的妹妹罗伯塔断言：“他生来就是如此。”
大家公认巴菲特一家都很温文尔雅、性格平和，而且做事持之以恒。他们精于生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最早来到美国的巴菲特家族先辈名叫约翰·巴菲特，是法国的一名纺织工人。1696年，他在长岛北海岸的亨廷顿与汉娜·泰特斯完婚。约翰·巴菲特夫妇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都在长岛居住，以种植业为生，但是他们志存高远，这与其家族的简朴生活很不相称。1867年，悉尼·巴菲特受雇为他的祖父泽布隆·巴菲特开垦农场。当悉尼·巴菲特听说每天的工钱只有50美分时就愤然离开了农场。他找到一份工作后，驾着马车离开了奥马哈。1869年，他开了自己的S·H·巴菲特杂货店。当时，奥马哈城还处于发展初期，但是巴菲特一家的商业氛围已经很浓厚了。这家杂货店的位置与后来的美国富人办公林荫区相隔仅1.5英里。
奥马哈的木结构建筑群，傍依着密苏里河畔耸起的嶙峋崖壁。尽管它下面有开阔的平原，但其本身是多山的地形。在1854年与马哈印第安人（即后来的奥马哈）签订协议开放内布拉斯加的聚居地之前，这里一直是蛮荒之地。1859年，当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伊利诺伊州铁路律师到访此地之后，内布拉斯加便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几年之后，林肯总统将这个城市确定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东端终点站。
在一个好日子里，悉尼·巴菲特的杂货店开张了，当时正值铁路贯通美国大陆之后3个月。奥马哈成了一个全国瞩目的交通枢纽，火车经常从这里进出，隆隆声响彻整个中西部平原。来自四面八方的拓荒者、流浪汉、投机商、南北战争老兵、铁路工人、被释放的囚犯以及妓女蜂拥而至，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光顾巴菲特家的杂货店，来买鹌鹑、野鸭和松鸡。泽布隆·巴菲特开始担心悉尼·巴菲特的前景，在写给他21岁的孙子的信中，他一再强调巴菲特家族的生意经就是“谨慎为本”：
你不要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我也希望今年春天生意能够更加红火。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赶紧关张，把欠债还清，保护好你的信誉，因为这比金钱还要重要。
不过，年轻的奥马哈城日益繁荣，悉尼·巴菲特一家也随之变得更加富裕殷实。悉尼·巴菲特扩建了杂货店，还让两个儿子来帮忙，其中小儿子欧内斯特·巴菲特继承了家族经商的本领，他就是沃伦·巴菲特的祖父。他和哥哥同时追求一个女孩，最终他获得了女孩的芳心并娶她为妻，自此兄弟两人割席断交。1915年，欧内斯特离开了这家位于闹市区的商店，在城西开了一家新店，名叫巴菲特父子商店。
这一次，欧内斯特再次精明地抓住了商机，因为奥马哈城的居民逐渐迁往河西岸。欧内斯特开展了送货业务和赊账销售。不久以后，富豪家的厨师纷纷打来电话向巴菲特父子商店订货，生意变得越来越兴隆。欧内斯特继承了巴菲特家族惜金如命的风格，他让仓储员每天轮班干11个小时，却只付少得可怜的2美元工资——刚好达到最低工资标准。高大凶悍的欧内斯特简直就像一个独裁者。
欧内斯特·巴菲特的儿子就是霍华德·巴菲特，也就是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对成为第三代杂货店老板丝毫不感兴趣。霍华德和欧内斯特一样富于独立思考精神，但性格更加温和，没有父亲那么暴躁。他曾在怀俄明州的一家石油管道公司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思考活动。还在位于林肯镇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时，霍华德就当上了《内布拉斯加日报》的编辑，渴望以后能在新闻界打拼出一番天地。霍华德算不上十分英俊，但他头发乌黑，目光炯炯有神。作为校友会的主席，他不乏漂亮的女追求者。在大四时，他遇到了一个家境贫寒的乡下女孩，这个女孩很擅长社交。
利拉·斯塔尔在内布拉斯加州西点镇长大，该镇只有两千多人，位置偏僻荒凉。她父亲叫约翰·斯塔尔，经营着一份名叫《卡明县民主报》的周报。镇上大多数人都是德国后裔，这让说英语的斯塔尔一家感到有些不合群。利拉母亲的孤独感尤甚，大多数时间都卧床不起，精神委靡，所以利拉和她的哥哥以及两个妹妹不得不从小就学会保护自己。利拉还要协助父亲经营《卡明县民主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利拉就要坐在高高的板凳上排版，后来改用活字印刷机。有时候，当列车在西点镇停站时，她会冲上列车去采访乘客，挖出一些素材，用来填充《卡明县民主报》上的栏目。每到周四，这个瘦小的女学生就会站在大得不成比例的印刷机旁边，小心翼翼而又适时准确地将印完的报纸拉出印刷机。这导致多年之后，只要家中的报纸开始印刷，利拉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痛症状。
利拉16岁从高中毕业以后，为了筹集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费，不得不去打了3年工。有一天，她出现在霍华德·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想在《内布拉斯加日报》谋一个职位。多年经受的风雨让她变得出语泼辣，幽默之中又带着一丝苦涩。她长得很美，身材娇小，淡棕色的卷发充满光泽。按她自己的说法，她“主修的专业就是结婚”——对于一个找不到出路就要重返西点镇的女孩而言，这不啻一门实用的“专业”。
霍华德给了她一份工作，并且很快就跟她约会了，两人同时坠入了爱河。霍华德在临近毕业时向利拉求婚。约翰·斯塔尔是一个读书人，他本希望女儿能念完大学再结婚，不过还是同意了两人的婚事。1925年12月26日，两人的婚礼在西点镇举行。利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霍华德后来曾对她说：“和你结婚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笔交易。”他俩根本没有度蜜月的闲情逸致，婚礼一结束，两人就直接坐上了去奥马哈的汽车。
朋友给霍华德在报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但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保险公司给他找了个周薪25美元的职位。霍华德自己放弃了理想职业的消息当时还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正如利拉所说的那样：“他屈从了父亲的意见，因为是父亲供他念的大学。”
这对新人搬进了位于巴克大街的一间平房，房子里有一个壁炉、两间卧室。对于利拉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开端，因为她没有什么干家务活的经验。由于霍华德要用车，利拉在去做兼职秘书或打字工作时就只能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后还有一大堆家务活得干。最初几年，她有时每周比霍华德挣得还要多。1927年，利拉做了一个眼科手术，此后她的头痛症状又复发了。第二年，当生下第一个孩子多丽丝时，她突然发起高烧，达40摄氏度，吓坏了所有在场的人。两年之后，他俩又喜添贵子，这就是沃伦·巴菲特（以下简称巴菲特）。那是1930年8月30日，一个湿热的夏日，当天气温高达38摄氏度，暴雨倾盆。
自打出生那天开始，巴菲特就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显得老成。他学走路时总是弯着膝盖，似乎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他不会摔得太惨。当母亲带着他和多丽丝去教堂时，多丽丝会到处乱跑，巴菲特却像小绵羊一样乖乖地坐在母亲旁边。利拉称他是“一个从来都不惹麻烦的乖小孩”。
巴菲特两岁时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矮矮胖胖、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穿着系白鞋带的小靴子和白色短袜，一只手里握着一块方积木，抿着嘴微笑，双眼炯炯有神。他的头发小时候是金黄色，后来变成了赭褐色，但他的性格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从来不会去陌生的地方瞎逛，也从不惹是生非，比他小3岁的妹妹罗伯塔常常会保护他不受附近伙伴的欺负。有一次，霍华德带回家一副拳击手套，还找来一个男孩与巴菲特“决战”。利拉回忆说：“那些拳击手套后来根本就没用过。”巴菲特天性温顺腼腆，总能激起他姐妹或是其他人对他的一种本能的保护心理，看上去他似乎天生就不会打架。
巴菲特出生的最初几年正值家中最困难的时期。当时，霍华德在联合街道银行担任证券销售员，而脾气乖戾的欧内斯特认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职业，他在给巴菲特的叔叔克拉伦斯的信中写道：
我对股票相当了解。简单地说，任何人含辛茹苦攒钱到了50岁却要去股市上投资，那么他在我眼里绝对是个傻瓜，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
霍华德看到这封信后，在信笺上不屑地写道：“这真是对我事业的莫大鼓励。”但是不到一年，欧内斯特的预言就应验了。1931年8月13日，在离巴菲特的一周岁生日还有两周时，银行倒闭了，霍华德沮丧地回了家。这是“大萧条”时期常见的情形，人们对生活的激情被无情地浇灭了。他的工作泡汤了，所有的积蓄也打了水漂。欧内斯特给了儿子一些时间来偿还杂货店的债款，这对于霍华德而言异常痛苦，因为他和巴菲特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向来都反对借钱度日——“保护好你的信誉，因为这比金钱还要重要”。霍华德觉得前景暗淡，甚至一度考虑举家迁回西点镇。
但没过多久，霍华德便宣布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在法纳姆大街的联合州立银行大楼里开业了，这便是后来巴菲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霍华德和他的合伙人乔治·斯克莱尼卡四处出售“投资证券，包括市政公司及公用事业股票及债券”。对于这次投资，霍华德拿出了极大的勇气，因为大萧条冲击了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奥马哈的市民起初以为能够侥幸躲过大萧条的冲击，但是到了1932年，小麦价格暴跌，农民只能靠救济过活，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
到了1933年，奥马哈镇有11 000多人登记申请政府救济。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在这样不景气的条件下开业，因此人们最初都觉得它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公司，只不过可以让霍华德找个住处并收点佣金罢了。多年以后，公司才真正做成第一笔生意，而且佣金极低。身为奥马哈扶轮社会长的欧内斯特，更是毫不留情地告诉其他扶轮社成员，说他儿子虽然创业心切但对股票了解甚少，建议他们不要把生意交给霍华德去做。利拉总是想方设法给家里人弄上一顿饭菜，为了让霍华德吃饱，她自己经常舍不得吃。家里的生活非常拮据，利拉甚至都不再去参加教友的定期聚会了，这样就可以省下29美分去买一磅咖啡。
巴菲特一家还受到中西部恶劣气候的侵扰，仿佛这像大萧条一样影响着他们的心情。“大萧条到来了，”利拉写道，“带着可怕的45℃的热浪。”沙尘暴从俄克拉何马州滚滚而来，奥马哈城的市民只得紧闭房门来抵御这次灾害。在巴菲特4岁生日那天，一阵“滚烫的风”把桌上的纸碟和餐巾纸吹得满地都是，整个前廊都覆盖了一层红褐色的尘土。巴菲特和多丽丝常常会冒着酷暑待在屋外，望眼欲穿地等待卖冰棍的大叔从马车上跳下来，塞给他们一根冰棍解暑。比炎热的夏季更糟糕的是寒冬。在冬天，巴菲特和姐姐总是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步行8个街区到哥伦比亚小学上课。凛冽的寒风中，商人们把摩托车开得飞快，就像有付费电话在等着他们一样，因为他们怕车速一慢发动机熄火就再难发动起来了。
到巴菲特开始念书时，父亲的生意有了起色。巴菲特6岁时，全家搬进了郊区一座砖房里，这处都铎王朝式样的房子比原先的住处要宽敞许多。巴菲特一家曾经历过的苦难岁月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淡忘了。
不过，这段艰难岁月似乎在巴菲特心头留下了不灭的印记。自此，他就迫切地想要变得非常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种念头，而且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从他脑海中消失过。
在巴菲特6岁时，全家人破天荒地去艾奥瓦州北部的奥科博吉湖度了一次假，他们在那儿租了一间小木屋。临行前，巴菲特用25美分搞到了6听可乐带在身上，度假时他绕着湖边到处找人以5美分一听出售，最后成功卖完并挣到了5美分。回到奥马哈之后，巴菲特从祖父的杂货店里买回一些饮料，在夏日的夜晚挨家挨户地兜售，而此时其他孩子还忙着在街上嬉戏打闹呢。
自那以后，此类的赚钱点子便在巴菲特的脑中层出不穷。巴菲特挣钱并不是用来零花，而是有自己的目标，他在一笔又一笔地勾画着自己的宏伟蓝图。
巴菲特7岁时因为发了一场奇怪的高烧住进了医院。医生最后切除了他的盲肠，但他的身体依旧十分虚弱，医生们甚至担心他会小命不保。不过，只要是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就会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下很多数字。当护士问他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这些数字代表着自己未来的财富。巴菲特面带憧憬地说道：“虽然现在我没什么钱，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变得很富有，我也会成为报纸上的焦点人物。”医生都认为他危在旦夕了，但他却从对金钱的梦想中找到了慰藉。
霍华德执意不再让儿子经受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他也决心做一个好父亲，而不是像欧内斯特那样贬损自己儿子。他对巴菲特一直抱有信心，对巴菲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坚定地给予支持。因此，尽管巴菲特继承了母亲乐天的性格，但他的整个世界还是在围绕着父亲公转。
霍华德身高一米八多，在体力和其他方面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养家，他拼命工作，在经营自己的证券交易所的同时，还与奥马哈的一些养殖场主合办了一家小公司，即南奥马哈饲料公司。但是，最让霍华德兴奋的不是金钱，而是宗教和政治。他是一个善于自律、信仰坚定的极右翼保守派（当地的一位银行家曾评价他是“上帝身旁的”）。
在霍华德看来，罗斯福正在加速使美元贬值，于是就把金币发给孩子们，还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漂亮的装饰品——水晶吊灯、纯银的碟子、来自东方的挂毯，他认为有形资产比美元更能保值。他甚至储存了很多罐头，还买下了一个农场，为的是在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能给家人提供一个避难所。
霍华德一直重视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秉持的这一原则比他对任何政治观点的信仰更坚定持久。当孩子们围坐在他身旁时，他会背诵一句爱默生的经典名言：
霍华德会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价值观，不过使用的是一种世俗的教育方法。他在一个成人主日学校授课，同时还在一所公立学校的董事会任职。每周他都会提醒巴菲特和他的姐妹要牢记对上帝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义务。他总喜欢对他们说：“并没有人要求你们承担所有的责任，但你们绝对不能推卸自己该尽的义务。”
霍华德不仅能牢记这样的名言警句，而且身体力行。他烟酒不沾。如果跟他关系很好的客户购买的股票行情下挫，霍华德会觉得十分内疚，会用自己的钱回购。当有人向他抱怨一些社会痼疾时，他总是说：“作为一个好公民，你觉得该做些什么呢？”
他喜欢惬意地坐在起居室的红皮椅上，用一台维克多牌留声机倾听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的音乐、他喜爱的赞美诗和进行曲。他经常带全家到热闹非凡的联合车站享受周日晚餐，然后去中央大街的埃万斯冰激凌店饕餮一番。尽管他经常会身穿一身庄重的黑色西服，但他的微笑总是那么阳光。霍华德以前的合作伙伴赫伯特·戴维斯评价说：“他就是人们心中完美父亲的化身。”
他的几个孩子都唯恐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多丽丝甚至都不愿挨着自己那些喝啤酒的朋友们坐，因为她担心父亲会认为她沾染不良习气了。小女儿罗伯塔回忆起父亲时说：“爸爸品德十分高尚，让你觉得必须要做一个好人才行。”
在三个孩子之中，对父亲最崇拜的还属巴菲特。父子俩在一起很亲密也很交心，他还会和父亲开一些比较过头的玩笑。有一次在教堂里，巴菲特对唱歌经常跑调的父亲说：“爸爸，要么就你唱，要么就我唱，咱俩千万别一起唱。”霍华德还给儿子起了个爱称叫“火球”。
巴菲特10岁的时候，父亲带他乘上了开往纽约的夜班火车，父亲在几年中逐个带着孩子们去参观纽约。利拉看着巴菲特和他“最要好的朋友”手牵手地离开了家门，胳膊下还不忘夹着他那本集邮册。他们的行程包括看棒球赛，参观集邮展，去有玩具火车的地方玩耍。他们还去了华尔街，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巴菲特对股票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孩子对飞机模型的喜爱。他常常跑到父亲日益兴隆的证券经纪公司去玩。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巴菲特经常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放在镀金专柜里的股票和债券单据。在年幼的巴菲特看来，它们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诱惑力。巴菲特也经常兴冲冲地跑到楼下的哈里斯·厄珀姆证券经纪公司，很多当地的金融家经常出入这家经纪公司询盘报价。美国东部臭名昭著的股票投机商杰西·利弗莫尔每次来到奥马哈城的时候都要光顾这里，飞速下单，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哈里斯·厄珀姆的股票经纪人对这个小小年纪、长着一双大耳朵的小孩很是放心，经常让他把股票价格抄写到黑板上。
回到家中，巴菲特就会整理自己的股价走势图，观察它们的涨跌趋势，试图参透其中奥秘的念头让他兴奋不已。11岁的时候，巴菲特大胆地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进了3股城市设施优先股，还给姐姐多丽丝也买了3股。多丽丝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知道他很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他满脑子想的全是数字。”不过，这几支股票后来下跌到每股27美元。历经波折之后，股价终于回升到了每股40美元。这时巴菲特抛出股票，扣除佣金之后，赚到了他在股市上的第一桶金——5美元。有意思的是，他的股票刚刚清仓，股价就飙升到了每股200美元。这也给小巴菲特上了很好的一课——在股海沉浮中，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和定力。
少年时代的巴菲特在赛马场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受到赌马胜率方面概率论的启发，他和拉塞尔开发了一套供赛马者使用的参考系统。几天以后，他们就发现用自己的这套系统来帮助投注，效果很明显。于是，他们就把这套系统命名为“必胜马仔系统”，然后带着一大堆复印件来到阿克－萨－本赛马场。拉塞尔回忆说：“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卖几套赚些钱，于是四处叫卖道：‘买份必胜马仔系统吧！’不过我们没有营业执照，后来他们就把我们给赶跑了。”
巴菲特的种种创举都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他对数字的信任超过一切。而且，他并不像家人那样笃信宗教。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做任何事都要找到数据支撑而且讲求逻辑严谨，因此想要让他颠覆信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和父亲一样品格高尚，但不会皈依于一个无形之神。对于一个思想诚实的人，尤其对孩子而言，这种理性会带来一种深深的恐惧，即对死亡的恐惧。巴菲特也未能幸免。
每个周日，利拉和霍华德坚持让巴菲特去主日学校，即使积雪达到一米多深的时候也不例外。但是，当巴菲特坐在教堂里计算那些神职人员的寿命时，他并非只是在打发时间，而是有自己的目的：他想证实一下信仰是否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信徒们关心的是来生，而他关心的是在此生能否活得更长久。
在静谧的午后，他和拉塞尔总是坐在拉塞尔家前廊的吊椅上。巴菲特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兄弟，有件事让我感到恐惧，我害怕死亡。”他差不多每年都会提及此事，因此拉塞尔对此印象颇深。这种反差也让拉塞尔很费解，因为在他看来巴菲特一直都充满活力。有时，拉塞尔会在牛奶箱的底板上放一些鸟食，设套抓住一只小鸟，但巴菲特每次都会央求拉塞尔不要伤害这只小鸟。虽然拉塞尔会在牛奶箱上拴根绳子，远远地拉开箱门把小鸟放走，但他却无力帮巴菲特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每当此时，拉塞尔都会劝慰他说：“如果你没有辜负上帝给你的才智，那么你就会成功，也会有能力帮助别人。当死神到来的那一天，你也可以含笑离开这个世界。”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拉塞尔不太能理解巴菲特的这种恐惧，也不明白它源自何处，更不理解这么干劲十足的人怎么会有这么深的恐惧。不过，关于巴菲特的家庭生活，拉塞尔在某些方面是不了解的。
在外人看来，巴菲特家是个理想的完美家庭：家人互敬互爱，日子红红火火，人人道义高尚，而且重视家庭。巴菲特家的这些特点的确是真实的。利拉认为自己遇上霍华德的那天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利拉对待自己的丈夫就像伺候君王，尽管这个君王很仁慈，但毕竟还是个君王。作为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女人，利拉对股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她从来不在霍华德面前发表对股票的看法，甚至当自己头痛难忍时，也尽量不跟霍华德提起，以免影响他看书。她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巴菲特的朋友们都知道她是一个身材娇小、性格乐观、笑靥迷人的女人，她的微笑总是那么甜美，看上去落落大方而又充满活力，好像《北地女巫》里的善良女巫一样。
但是当追求完美的压力过大时，她就会迁怒于巴菲特和他的姐妹。她会突然之间大发雷霆，原先的幽默温柔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尖酸刻薄地辱骂自己的孩子，有时一连几个小时都不停歇。她责骂、贬损自己的孩子，觉得他们做什么都无法让她满意，批评他们比不上别家的孩子，甚至把几年前的旧账都翻出来数落一遍。
当利拉狂怒时，就好像有恶魔附身一般，几个孩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孩子们只要稍有一点儿过错，立马就会招致她一顿恶毒的咒骂。孩子们有时可能根本没有犯什么错，多疑的她都能想出些莫须有的罪名来。
巴菲特和他的姐妹都知道，母亲的脾气阴晴不定，这就越发显得恐怖——一旦谁撞到枪口上，那他们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她尽管身材瘦小，但身强力壮。如果几个孩子想要逃之夭夭的话，她就会在他们身后恶狠狠地怒吼道：“我跟你没完！”然后，那个娇小可爱的母亲又会倏然间回归正常，一切也都风平浪静了。
不久之前，巴菲特的一个儿子刚从大学返回家中就打电话问候利拉。她突然间就把所有的怒火发向了他，管他叫“可恶的小人”，怪他没有经常打电话问候，还毫不留情地细数了他性格上的种种缺陷，而且这些纯属她的臆想。她就这样骂了整整两个小时。挂断电话时，这个孩子已是满脸泪水。巴菲特轻柔地说：“现在你知道我以前每天面对这样的生活，该是什么心情了吧！”
利拉离开西点镇一段时间之后，她家里的不幸事接二连三。她的一个妹妹自杀了，另一个妹妹和母亲也住进了医院。尽管斯塔尔家的女人们经受了诸多疯狂和情绪失控的折磨，利拉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巴菲特和姐妹们经常面对母亲的坏脾气，他们只能自求多福，因为大家从来不会开诚布公地讨论此事。一天早上，当时巴菲特还很小，父亲下楼来警告他说：“妈妈又发火了。”通常的情况是，在父亲出门以后，这些孩子们就会竖起耳朵去听母亲有没有发飙，听到之后会赶紧互相提醒。巴菲特夫妻之间并不争吵，矛盾全都发生在利拉和孩子们之间。而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几个孩子是绝不可能占到什么便宜的。
对于这样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巴菲特只能以沉默应战。妹妹罗伯塔说：“他没有被逼疯，而是把一切都埋在心底。”住在巴菲特家对面的杰瑞·摩尔发现，巴菲特这孩子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对于邻里之间常有的各种矛盾争执，巴菲特总是躲得远远的。
巴菲特从未向朋友们抱怨过母亲的脾气，而且天生乐观开朗的性格也不会使他自己流露出这种不满。不过，久而久之，有的男孩注意到巴菲特待在他们家玩的时间要比他待在自己家的时间更长。拉塞尔夫人过去常说：“我用家里的小猫就能把他引到院子里去玩，用一杯牛奶又能把他叫进屋来。”他的同学拜伦·斯旺森有时候回到自己家中，会发现沃伦正乖乖地坐在他家的厨房里，悠然自得地喝着百事可乐，嚼着薯片。（那时候美国民风淳朴，一般人都不锁屋门。）沃尔特·卢米斯说他妈妈在他父亲回家后，还不得不把巴菲特赶回家去，这样卢米斯一家人才能吃晚饭。（在回忆时，沃尔特·卢米斯还酸涩地说了一句：“当时要是没把他赶走就好了。”）
多年之后，巴菲特的儿子彼得甚至曾怀疑，在一定程度上，父亲的成功是否归功于内心想要离开这个家的渴望。答案不为人知，但巴菲特的心中确实有某种动力在驱使着他。他曾坐在罗斯希尔小学的防火梯上，平静地告诉他的好友，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大财。从来没有哪个朋友觉得他是个爱吹牛的人，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用拉塞尔家的说法，“巴菲特挑的鞋总是合脚的”。巴菲特对自己确实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
他常常会埋头读自己最喜欢的《赚到1 000美元的1 000招》。这本书对那些想要在今后像洛克菲勒一样大富大贵的人来说很是受用，里面多是“以自制软糖起家”、 “如何用38美元生出百万财富”之类的故事。巴菲特有滋有味地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主人公，幻想自己站在一座高大的金山旁边，金山给他带来的狂喜远远胜过一座糖山。他正是该书编者心中理想的践行者，他牢记书里的建议——行动，立即行动！不论你有什么梦想，千万不要等待。
在第53北大街，巴菲特是有名的书虫，邻居们公认他绝对是“过目不忘”。在同龄的孩子中，他算个子高的。他喜欢运动，但打什么球都很笨拙。不过一旦谈起金融知识，他就会口若悬河，引人入胜。每当巴菲特开口，他的朋友们就会竖起耳朵倾听。他并没有刻意地说服那些朋友当他的听众，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有吸引力，就像他父亲给他起的外号一样，他就是一个“火球”，而火球是会吸引飞蛾的。巴菲特召集斯图尔特·埃里克森、拉塞尔和拜伦·斯旺森一起到阿克－萨－本赛马场去捡票根。他还把半数邻居都动员起来去收集球场上打飞的高尔夫球。很快，他的卧室里就堆满了几筐高尔夫球，他还按照品牌和价格把球码放得整整齐齐。他的一个邻居比尔·普里查德回忆说：“他给了我们一打高尔夫球让我们卖，然后他提成。”巴菲特和埃里克森甚至还在埃尔姆伍德球场建起了一个高尔夫租球亭。埃里克森回忆说，他们的生意实在太红火了，但“有人告发了我们，专业租售店很快就把我们给赶走了”。
《星期六晚间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把当时的奥马哈描绘成一个荒凉贫瘠的城市。在这篇充满揶揄打趣的文章中，奥马哈的形象是这样的：它位于主流文明社会的西边，而主流文明在得梅因就终止了；它位于乡野美景的东边，而美景是始于落基山脉。奥马哈唯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一团和气”，只是在天气变化方面有些剧烈。这座小城市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贡献只有斯旺森晚餐[3]。奥马哈被描述成披着神秘面纱的文化荒漠，也有人将它看成是逃离美国东部污秽之气的世外桃源：这里的生活简单平静，甚至还带着几分乡村生活的情调。尽管这些说法中有一些合理成分，但同时也有很大程度的夸张。这也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日后有人把巴菲特描述成一个神秘人物，而不是一个天才和智者。纽约人把巴菲特描述成“来自奥马哈的上帝使者”或“奥马哈奇人”（顺带一提，《绿野仙踪》倒的确是出自奥马哈）。
但在巴菲特看来，奥马哈绝不是一片贫瘠之地。巴菲特家族及其邻居都是有教养的人，也属于美国主流文化群体。弗雷德·阿斯塔尔在法纳姆大街的钱伯斯学院学习舞蹈，当地一个叫亨利·方达的男孩也在奥马哈登台亮相。巴菲特所在的奥马哈城规模确实不大，只有22万人口，但绝不是被有些人贬低的一个破旧小镇。卡尔·桑德伯格是当地的一个挖煤工，他对奥马哈城的评价是：“奥马哈，这个满脸煤烟、大口吃喝、淌着臭汗的粗汉养活了军队。”
巴菲特11岁的那个夏天，霍华德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纯粹的农场生活，于是刊登了一则广告寻找农户。找到农家之后，一连几周，巴菲特和多丽丝都寄宿在一个叫埃尔默·贝恩的农夫家中。巴菲特很中意贝恩夫人做的馅饼，但对奶牛和玉米秆却提不起任何兴趣。地窖这种农家设施对他而言非常陌生，就像奥马哈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对于农家孩子一样陌生。巴菲特的确是个城里孩子。
巴菲特对第53北大街上的每家人都非常熟悉。每家每户的房子都大同小异：两堵对称的山墙，褐色砖块以及中央的门廊。罗伯特奶制品厂的卡车、电车和不远处的货车的响声、城中心面包房飘来的咖啡香味、夏夜吹来的懒洋洋的暖风、肉制品厂飘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他都非常熟悉。不管是步行，还是骑着他的三挡变速车，或是乘车，他都能在城里逛得非常尽兴。他一会儿去高尔夫球场，一会儿去父亲的办公室，一会儿又跑到祖父的店里。尽管巴菲特和母亲之间存有隔阂，教堂也让他感到厌倦，但奥马哈城在巴菲特心中非常重要，也是他心中永远不变的精神港湾。
然而，1941年12月，一场令所有美国人都陷入恐慌的突发事件同样也威胁到了巴菲特的生活。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周日，巴菲特一家正去西点镇看望外祖父斯塔尔。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听到了军号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美国人对战争也慢慢习以为常了，巴菲特的生活仍在继续。
时针指向了1942年，内布拉斯加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人竟然找不出一个候选人与战时民心所向的罗斯福总统阵营对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共和党把目光投向了一位公开反对新政的人士，他就是霍华德·巴菲特。
霍华德是一位孤立主义者，大家认为他获胜的概率微乎其微。在各地发表的政治演说中，他抨击的矛头并非指向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是对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完全明白当前共和党竞选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他需要向世界最强大的坦慕尼集团[4]的政治机器发起抗争。这个无情的集团，披着战争的合法外衣，正在图谋将缠绕在美国人脖颈之上的政治锁链勒得更紧。
霍华德痛斥通货膨胀和臃肿政府的弊端，他的政见领先了时代40年以上。在奥马哈，他的人缘很好。尽管他的竞选经费只有少得可怜的2 361美元，但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在选举当日，霍华德准备好了一份落选声明，并在9点钟就退场了。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竟然获胜了，他称此为一生之中“最大的惊喜之一”。
倏然间，巴菲特也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变：12年来头一次，他不得不长时间离开奥马哈。在父亲选举获胜之后不久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巴菲特看起来心事重重，英俊的脸庞蒙上了茫然的神情，紧闭的双唇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丝笑意。
因为战争期间华盛顿的用地很紧张，霍华德只能在偏僻的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弗吉尼亚镇上租了一幢房子。房子位于山上，周边的景色很迷人，从这里，他们可以俯瞰拉帕汉诺克河。房屋的前面是一片玫瑰园，给人一种野趣盎然的感觉。罗伯塔觉得这里“美得就像电影中的画面”。不过，巴菲特却对这里恨之入骨。
尽管弗雷德里克斯堡景色宜人，但它位于华盛顿南部，十分偏僻。巴菲特讨厌别人改变任何他习惯了的事物，这一次简直使他的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被迫抛下那么多朋友和邻居，工作日还见不到父亲，因为父亲住在他们家北边50英里之外的道奇饭店。这位新当选的众议员告诉家人他只会任职一届，但这番表态并没能让儿子得到太多安慰。离开了奥马哈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巴菲特朝思暮想地希望能回到奥马哈。
尽管巴菲特一天都不想在新家待下去，但他天生就不会和自己身边的人作对。他只是告诉家人自己好像得了某种神秘的“过敏症”，夜不能寐。不过，他装出一种禅宗般坚忍克己的姿态，为的是不让家人感到不安。他回忆道：“我对父母说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又让他们不要担心，安心去睡觉，但我自己真的会难受地挨到天明。”尽管如此，父母还是担心巴菲特会病倒。巴菲特给祖父欧内斯特写信，说他在这里过得不开心。欧内斯特马上就回信了，建议巴菲特搬来和姑妈艾丽斯同住，然后在奥马哈念初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又熬了几周之后，巴菲特的父母终于同意他返乡。
巴菲特搭乘火车回乡，是夜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参议员休·巴特勒共住一个卧铺单间。天明时分，巴特勒议员发现这个小伙子还睡得很香甜，之后对他说道：“我还以为你会失眠呢。”巴菲特兴冲冲地答道：“怎么会呢？我早把失眠症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了。”
回到奥马哈之后，巴菲特又焕发了活力。艾丽斯姑妈是一位思想自由的经济学教师，也是一位和蔼的监护人，对巴菲特很是疼爱。和其他老师一样，她也被巴菲特的聪颖和好奇心吸引住了。
欧内斯特天生就是一个好老师，他也很喜欢巴菲特。当时，欧内斯特正在撰写一本书，每天晚上都会给孙子念上几页。这本书的书名是“如何经营杂货店和我从钓鱼中学到的知识”，这一主题可以从欧内斯特的一封信中明显地看出来。他在信中坚定地认为超市已经过气：
克罗格、蒙哥马利·沃德、西夫韦这些连锁零售巨头在我看来都已日薄西山。从今往后，它们就别再想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巴菲特成了巴菲特父子商店里的小童工。在这里，他可以感性地认识到祖父所践行的原则。尽管巴菲特工资微薄，但是欧内斯特还是每天都象征性地从中扣除两美分。这一做法，再辅之职业道德课，目的是让巴菲特切身感受到社会福利等政府开支项目多么让人生厌。对于一个只有12岁的男孩而言，杂货店里的工作本身就非常辛苦，要搬运木货箱，拉运一箱箱的饮料……巴菲特并不喜欢这些工作，因为他不喜欢杂货店的味道，水果腐烂之后他还得硬着头皮去清扫垃圾。
但是他喜欢巴菲特父子商店。这是一个舒适的家庭型小店铺。老旧的木地板踩上去会嘎吱响，天花板上吊着电扇，成排的木货架一直触到天花板。如果有人想要货架上层的罐头，巴菲特或其他店员就会将推拉梯挪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爬上去取货。
这是巴菲特第一次见到成功经营的店铺。他的叔叔弗雷德会站在柜台后面与每位顾客亲切交谈。新出炉的诱人面包、上好的奶酪以及散装饼干和干果，应有尽有。巴菲特父子商店确实有招徕顾客的绝招（也许是祖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美德吧），这里的生意总是很红火。
在这家店铺打工的还有查理·芒格，他是日后巴菲特的合伙人。当时他每周六在杂货铺打工，不过直到多年以后才和巴菲特相见。芒格在店里也感受到一种思想的洗礼。查理·芒格说：“没有谁会在店里晃荡，从早上开店一直到夜里打烊，你始终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巴菲特的堂弟比尔·巴菲特晚几分钟进店的话，身材魁梧、满头白发的祖父就会手拿一块怀表，站在二楼朝下面大吼：“比尔，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
住在祖父家的那段日子里，巴菲特经常到父亲的合伙人卡尔·福克家里吃午饭。在福克太太准备午饭时，巴菲特就会从福克先生的书房里拿出一本投资学方面的书来看。在福克家中，他喝的茶比在杂货店里喝的要多得多。有一次，巴菲特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福克太太做的鸡汤面，突然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要在30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甚至还发起了毒誓：“如果成不了百万富翁，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福克太太被这番话吓坏了，连忙叫他不要再胡说八道了。看着福克太太， 巴菲特不禁笑出声来。尽管如此，福克太太还是很喜欢这个孩子身上所散发出的魅力，每次他来都会热情款待。福克太太或许是第一个向巴菲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巴菲特，你赚那么多钱想干什么？”
“我倒不是想要很多钱，” 巴菲特答道，“我只是觉得赚钱的同时还能看着财富慢慢累积起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初二在校的最后几个月，巴菲特玩得非常痛快，他和老友们聚首，一起在奥马哈城里四处游玩，从位于城西的巴菲特父子商店跑到市中心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这里有繁忙的自由市场、红砖和铸铁的仓库。七八十年前，悉尼·巴菲特在这里建起了商店，转眼之间已经历了四代人。巴菲特在奥马哈城里觉得很自在，他也像其他奥马哈人一样不讲究繁文缛节，像在草原区居住的人们一样语言质朴、外表冷峻、情感含蓄。不过，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从本质上讲，他自立自强，拥有雄心勃勃的财富梦想却又谨小慎微，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中西部人。到了1943年秋季，巴菲特再也找不出什么借口不去华盛顿和家人团聚了，于是这段家乡的燃情岁月也随之宣告结束。
[3]总部位于奥马哈镇的斯旺森父子食品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末推出了受人欢迎的速冻食品。——译者注
[4]从18世纪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控制纽约政治的派别。——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