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卡脖子”逼出来的碳纤维
创业的初期从做钓鱼竿起家的光威复材，如何成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所用碳纤维的主力供应商？
一提起光威复材，大家都知道是做碳纤维的，而且做得挺好，是我国航空航天领域所用碳纤维的主力供应商。但是光威集团在创业的初期其实是从做钓鱼竿起家的。
后来，在做钓鱼竿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碳纤维预浸料，而通过做碳纤维预浸料才发现了碳纤维这块市场，才知道生产这种材料需要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都被国外企业垄断，中国当时还没能攻克与此相关的技术难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光威集团创始人陈光威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带领企业走上了一条攻关碳纤维的道路。
一切还得从1987年说起。这一年，威海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镇办石化器材厂经营困难，这个有着30多名员工的小厂，亏损额达到几十万元，濒临破产。生于1942年的陈光威当时是威海市田村镇的一名工办副主任。当时，全国的经济环境是，工业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普遍开始尝试“厂长负责制”，在这股改革的大潮中，陈光威接手了这家镇办工厂，并出任厂长。
面对企业的困境，在进行了一番调查后，陈光威大胆决定把石化器材厂转到渔具原材料的生产上，专门为渔具厂家提供原材料——玻璃纤维及其预浸料，此后研发并建设了一条钓鱼竿生产线，使企业很快扭亏为盈，步入正轨。到1995年，原来的小渔具厂已经发展成为集团公司，年利润达到千万元级水平。
1998年，光威集团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渔具生产基地，但就在这一年，陈光威提出了“跳出院墙、围着院墙转”的战略，他不再满足于钓鱼竿的生产，决定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碳纤维预浸料就在这时候进入了陈光威的视野。因为在生产钓鱼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外企业开始使用碳纤维预浸料作原材料。经过深思熟虑后，陈光威提出，可以考虑引进一条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原因在于，这能解决碳纤维预浸料冷冻运输不方便的问题，而且，光威生产渔竿对碳纤维预浸料的用量本身就比较大，其他企业也会有需求，销售应该不成问题。关键问题还在于，光威集团如果能自己生产碳纤维预浸料，将不再受国外供应商牵制。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8年，光威引进了国内首条宽幅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条生产线的引进过程并不顺利。那个年代，国外出口到中国的碳纤维预浸料生产设备受到严格限制，但并不是完全禁运，而是有条件地限制出口。当时，作为产品卖方的日本企业了解到，光威是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采购设备的用途是做鱼竿，而且，上海已有一家企业从美国引进了一条类似的小型生产线。
基于这样的条件，日本企业给其政府方面打报告，说明其出口的生产线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只是幅宽不同。之后，日本相关出口管制部门还委托第三方机构——邓白氏国际咨询公司对光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评估报告中也证明了光威确实是一家符合碳纤维管制条件的最终用户。经过这样的层层把关后，光威才从日本引进了这条当时比较先进的碳纤维宽幅预浸料生产线，也由此开启了中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和应用的先河。
那么后来，光威为何又向碳纤维材料发起挑战？由于当时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建起来后很快又发现，要用的材料碳纤维依然要进口，而且被“封锁”得更严。从商业层面看，当时，碳纤维市场完全是“卖方市场”。中国企业要想从日本进口碳纤维，价格完全由日本供应商掌控，且实行“限量供给”，我们把这个戏称为“通知性涨价，赏赐性供给”。当时，日本企业在全球碳纤维市场上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比如他们通知大家：“货要涨价啦，就从这个月底开始！”大家就得适应这个节奏。而且，采购企业能买多少碳纤维，根本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要看日本企业肯给发多少货。
碳纤维在各国都属于战略物资，日本等国家对于向中国出口碳纤维一直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当时，我国每笔进口碳纤维的业务都要先办理最终用户承诺书（证明）。
这种证明由企业发起，需要说明买了碳纤维之后的用途，还要前往北京，到商务部有关部门盖章、背书，从国家层面进行担保，以此确保使用符合要求，而不能超出申请使用的范围。
日本企业的销售部门拿到这个证明后，才能去相关部门申请出口许可证，只有拿到了许可证，出口时才能正常报关。到了日本海关，工作人员要看出口许可证，核对上面所写明的出口碳纤维数量，最终才会放行。光威那时每进口一批碳纤维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程序，过程非常繁琐。
这种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非常难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光威先拿出100万美元进行碳纤维研发，谨慎地走上了一条国产碳纤维持续攻坚克难的道路，一直发展到今天。
当然，光威在攻关碳纤维的过程中经历了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方面的重重考验，尤其是当光威响应国家需求，怀着强烈的“报国情怀”把碳纤维的发展方向由民用转向军用的过程历经磨难，但最终“熬”过来了。
我国碳纤维经过十几年快速发展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要感谢那些“卡我们脖子”的对手们。是他们让中国企业领悟到：就算再苦再难，也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