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冼星海来拜访主席特意叮嘱厨房：贵客来了加餐
1938 年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来到了延安，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之后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成为他政治、艺术生命的新起点。在延安一年半的时光当中，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创作上也获得了一个大丰收，成为了他40年短暂人生当中，最光彩的一段经历。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长大后的他一直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先后去到了广州、北京、上海学习音乐知识，掌握住了扎实的基本功。
1929年，冼星海奔赴法国开始深造，七年之后学有所成，便重新回国，并且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段时间，冼星海的物质生活尽管比较优裕，但其精神却很郁闷。他在 1937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陕北》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
1937年，武汉街头一名青年男子脚步匆匆地走在人流中，他清瘦干净又优雅，眉宇间透出一丝忧郁。“七七事变”后，平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千年古城武汉一时间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文艺人才也都逐渐齐聚到了这里。
冼星海受到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约定，从上海来到了武汉。此刻，他十分迫切想要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投入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而此时的延安，正在向外界投射出了一缕缕“光明”，逐渐吸引到了冼星海，并且使他心动向往。逐渐地，他已经认识到“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这一点，深深感觉到，只有中国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不过最终促成冼星海去到了延安的原因，是当时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多次的盛情邀请。在冼星海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一文当中，曾提到过：
“延安这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 1938 年冬天。”
所以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冼星海在1938年的10月，和妻子一起带着介绍信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途。11月3日风尘仆仆的他才终于来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天，星海和钱韵铃被临时安排在西北旅社，这是当时最上等的旅社，宽大的窑洞。他也接受到了周围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大家都把他当作上宾来招待。下午冼星海来到了鲁迅艺术学院参观，晚上，大家请他观看苏联电影《十三勇士》。
很快冼星海就去到了鲁艺任教，学院在他到来的那天，为他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和座谈会，请他演讲。从此之后的冼星海，就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冼星海上任以后，就投入了忘我的工作。他把每天的时刻表都排得满满的，除了睡眠以外，就是学习、接待客人、备课、创作与教学，即使是休息吃饭的时间，他也不轻易放过。
但每一天的日子并不是都过得那么平静和安逸，11月20日的时候，冼星海正在家中创作，突然日本的轰炸机来了，冼星海马上拉着妻子到防空壕躲一会儿。没多久炸弹就从头上丢下来了，他俩赶忙卧倒，眼看着面前的房子被炸毁，幸好他们两人都没事。
这是来到延安之后，冼星海遇到的第一次轰炸，城里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敌机走后，冼星海带着妻子搬到了鲁艺的一个旧窑洞里面去了。对这个窑洞，冼星海曾写下过对它的一些回忆：
“从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窑。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像小洋房。后来我更知道了它冬暖夏凉的好处。”
冼星海很快就适应了延安的环境，但是在饮食上，冼星海还是吃不惯每天都是小米的生活。毕竟冼星海留法6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粗糙的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创作。
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经常会和周边的环境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很不习惯，认为是白白浪费时间，影响创作。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只有小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等“轻武器”。有时因为没有地方发泄，冼星海会把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子乱飞，他还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当时延安的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冼星海的生活条件却很优裕，每月的津贴有15元，而当时其他艺术教员的津贴一律都是12元，助教则是6元。
那时的生活标准是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5元，就连、朱德也只有5元。只有知名的文化人、大学者才会拿5元至10元的津贴。相比之下，冼星海的待遇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
不过，艺术创造不仅是要以热情为基础，同时也确实也离不开充沛的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话，也很难保持创作所需的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鸡肉”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
在延安的冼星海生活得很乐观，也很愉快。“生活既安定，也无干扰，更无拘束。”这是他对那时候生活最多的形容。
他会经常在手里拿着一根打狼棒，提着马灯，在晚饭后外出教歌。每次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山路，回来时往往已经到了深夜。然而每次回来，很远都能听到他的歌声。当时还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赞道：“马灯闪闪亮，肩扛打狼棒。歌声飞到鲁艺来，星海还在山坡上。”
冼星海在鲁艺的课，也是没话说的，学员们都很爱，而且每次的上课时间往往要延长许久。有一天，他给大家讲授《音乐指挥》，到了下课时间，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都说不疲倦，要继续听下去，冼星海就一直讲到深夜，甚至讲到天明才结束。
1938年12月9日这天，抗大第三队操场上召开了“一二·九”纪念大会，气温虽然很低，但大家伙的心里却都十分火热。冼星海当时正在台下教唱《一二·九纪念歌》，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随之操场内外也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来了！
冼星海随着大家的视线看过去，只见主席的体态很魁梧，带着慈祥的笑脸，激动得脸都红了。主席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头顶大耳棉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仔细看，他军装的袖口都已经露出了棉花，两个胳膊肘上也是都打着补丁。
冼星海在来延安之前，曾经想过革命的部队再艰苦，但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上应该会与一般同志有些不同。这天看完之后，才发现主席的真实样子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气质出众，看起来和普通的战士们几乎没区别。
除此之外，冼星海还听到了许多般的传说：主席睡的炕上，只有一套普通的粗布被褥，连个枕头都没有，只是在薄薄的、仅有几件衣服的包袱下面垫几本书，或者干脆卷起棉衣来当枕头。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使冼星海十分感动，他之前从没见过哪一个领袖人物，能够像毛主席这样，与士兵同甘共苦。
这次大会，是冼星海第一次见到，并听到他的讲话，主席号召大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他的话既具体又明了，让冼星海一下子得到了灵感上的启迪。他发现音乐上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霎那竟得到了解答。
大会的最后，由冼星海指挥唱这支新歌来结束大会，而当天也是第一次目睹了冼星海充满激情的指挥风采。
第二年春天的一天，冼星海的老朋友夏童来到了延安，一见面夏童就对他说：“老同学，人民都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毛主席也非常关系你的进步啊！”
这让冼星海觉得十分意外，此前他和主席都没有正式见过面，为何会对自己的进步如此关心呢？夏童透过他的表情似乎看清了他的心思后，又接着说：“昨天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他知道你我是老相识，要我带你去见他，还要向你请教一些音乐方面的问题呢！”
当两人一起来到的住处后，发现他正在门前的一片坡地上开荒耕种，看到他们的身影后就迎了过来，一边主动伸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你啊，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主席你那么忙，怎么还自己种起地来了？”冼星海不解地问。“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笑着回答，但冼星海还是不理解“主席不是应该多考虑外面的敌人和抗日救亡的大事，不是更有意义吗？”
“不不，你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星海同志，开荒战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只有有饭吃，有衣服穿，才有条件去抗日救亡啊！”边说边将两人带进了屋里，坐下后他又说：“我们不能一直向老百姓伸手要，不然我们和财主有什么区别？所以只有自己动手，生产自救，才是最好的办法啊。”
边说还边鼓励冼星海，带动着鲁艺的师生们一起行动。原本对这一运动不太理解的他，听了一番话之后幡然醒悟，还向主席承诺：“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取当一名生产模范！”听到这满意地点点头，说道：“音乐家种粮食，在外国有没有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们国家还真是破天荒的事！”
三人聊着各方面的话题，从政治决策，到时局战况，最后又聊到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等等，不知不觉就从早上聊到了中午。这时候，一个警卫员走了进来，问要不要准备饭菜。
回答了之后，还特意交代了一句：“今天有贵客前来，多准备两份饭菜，另外多加一盘炒肉丝，一个鸡蛋汤。”冼星海听到后，马上开口拒绝：“主席，这样我就不安了，今后我还怎么敢来啊？”
大笑着说：“看起来政治家和艺术家是不一样啊！夏童同志，你若再充当一次旁听者……”“不准我吃那盘炒肉丝，对吧？”夏童抢先回答了这句话，一句话瞬间逗得三个人都大笑了起来。
回去后，冼星海履行承诺，带着鲁艺师生们开始开荒种地起来，同时他也开始创作《生产大合唱》这首歌，把搜集来的各地的民歌等等各种素材，都加入了创作当中。但是没多久，这首歌还没写完，消息便不胫而走，传出去了。
春节后的一天，正拿着锄头在地里干活，这时党校的学员们路过，看到主席在种地便忍不住鼓起了掌。听到后，站起来微笑着向大家招手，接着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然后就唱了起来：“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加紧生产呀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阶段，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
毛主席听了后，忍不住为这首歌鼓起掌来。受到毛主席的鼓舞，这首歌越唱越响，还没等到春天，就在延安的各个根据地传唱开来，也传遍了陕北的高原。这首歌也是冼星海在鲁艺首部大型乐曲创作。
3月份，鲁艺预演《生产大合唱》获得成功。当晚，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演出效果很好，尤其音乐是受到人们的欢迎！打破延安音乐界的纪录！开展中国新音乐的前途。《生产大合唱》是出现着一种新形式和新生活，比过去的音乐完全不同，而且带有民族意义。”
1939 年3月26日，冼星海开始创作“黄河大合唱”，经过六天六夜不间断和昼夜不分的奋战之后，终于完成了这首歌的曲谱。创作前，因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改吃白糖。他有吃甜食的习惯，所以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为其买两斤白糖。
冼星海喜欢喝咖啡，但延安并没有咖啡，妻子便把黄豆炒熟之后，再磨成粉拌上白糖，用开水冲成，制作出“土咖啡”；烟斗嘴坏了，冼星海就把一支毛笔的笔头拔掉，将笔杆插在烟斗上当烟嘴。
那段日子，冼星海的妻子不但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为他熬红枣汤、烤山药蛋，煮“土咖啡”，给他的烟斗里装上烟丝，还帮他在纸上画好了五线谱。就这样，在延安的一件普通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慷慨激昂的时代乐章。
这首歌不仅融入了很有地方特色的晋陕民歌，同时又具有广东音乐的特征，曾有一位诗人形容过这首歌：“从歌声中可以听出一个民族的命运。”
1935年5月11日，为了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学校举办了一次晚会， 在晚会上，由合唱队和其他院校等百人组成了一个合唱队，演唱了这首《黄河》，由冼星海亲自指挥。
当时的乐队非常简陋，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作为支撑，打击乐器则是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得到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最后依然是大获成功。
当天在台下看了这个演出之后，都忍不住接连鼓掌，并且连声称赞：“好，好，好”，后来他对这首歌也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百听不厌。后来在有一段时间里，经常会去看冼星海的创作过程，和他日常指挥的节目。
后来在得知冼星海创作中用坏了不少蘸水笔之后，特意赠送给了他一支派克钢笔，还有一瓶派克墨水。李富春也设法为他解决了吃糖的问题，并下令专门为他专门配备一间窑洞、一个通信员，还有一筐蜡烛，来辅助他夜间来创作。
因为《黄河》这首歌，冼星海在之后的日子里经常会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总是忙得没时间回家，这首歌也被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有时候还专门用来接待国共将领，或其他宾客作为演出，冼星海也被任命为了鲁艺的音乐系主任。
1940年5月4日，冼星海遵照组织的安排，离开延安，去苏联“考察和学习”，因为处在战时，这样的行程又带有机密性，所以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连公告发表的也是：冼星海同志请假离院。
行前，让工作人员向冼星海传话，要他去杨家岭一趟，并且带上妻子和女儿。当一家三口如约来到的住处时，主席非常高兴，当晚在窑洞设宴，为他饯行。
听说要请出国的艺术家吃饭，警卫员们特意去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当看到“鸡杂炒辣椒”这道菜之后，笑了：“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冼星海也很开心，临走前还能如愿再吃一次鸡肉。
晚饭后，多次叮嘱冼星海和袁牧之，出国一定要用一个化名，并且嘱托，如果见到斯大林的话，要转达他的问候。冼星海对此都听得很认真，并且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化名“黄训”（冼的母姓、钱的母名），听到后也十分同意这个名字。
但到达苏联后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冼星海在异国颠沛流离，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依然带病工作，几次回国的计划，最后都因为战争而破坏掉了。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因肺病、心脏病和血癌等多种疾病，在莫斯科逝世，终年仅40岁。之后，他的骨灰一直都安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教堂里，到1983年1月才终于被带回国。
听到冼星海病逝的消息后，沉思了很久，然后很沉重地对通信员说：“通知鲁艺，冼星海同志在莫斯科去世了；按原计划，推迟一天搬家，召开追悼大会。”
11月14日，遵照的指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亲笔题为冼星海同志写下了挽联：为人民的音乐家洗星海同志致哀。
在冼星海的遗作《民族解放交响乐》的“说明”中，他曾写下了一段话：“此作献给伟大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和光荣的领袖同志”，在他的心中，党和国家一直都在。
“冼星海同志是中国的天才音乐家。他的逝世，是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他一生为劳动人民奋斗不息，他的歌曲表现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表现了中国革命时代的精神。”
“冼星海同志和聂耳同志，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音乐家，他们的歌曲，是中国人民的呼声，是音乐界的鲁迅和邹韬奋，值得我们永久地纪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