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养志 六个玩家的赏玩史
这是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没有时间去玩，没有精力去玩，更不知道怎么玩。中国古人所说的“花鸟鱼虫”概括出一个人的多种玩好，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历史传承积累的结果，其中无不寄托一个民族爱美审美的梦。玩，大有学问，大有讲究。
宋远鹏1988年开始养金鱼，养了两年，因为工作忙，就没养了。去年又开始养了。在他家的两个金鱼缸里，喂了几十条金鱼。他最喜欢一条叫“虎头”的金鱼，和三条叫“南京”的金鱼。
看宋远鹏的虎头，有王者的气势，虎头虎脑的，额头上顶着一个红红的冠子，游动的时候，好像老虎巡视一样。而三条“南京”是鱼友从日本出云花高价买来的。去年甩了一些仔，就送了宋远鹏三条。他感谢得不行，小心伺候到今年。白色的鳞片在日光下照得晃眼。“南京”据说1750年诞生于日本的出云，经过两百余年的定向筛选培育，孕育而成了今天的模样。这个品种在国内目前还没有。
王世襄也是爱金鱼的痴人，当然相比金鱼，他在行的还很多：养鸟、养鹰、养猎犬，打猎；养鸽，收集鸽哨；养蛐蛐，收集葫芦，玩葫芦器……
现在，人人都知道挣钱，挣更多的钱，几乎没人会玩了。当然，唱KTV、泡酒吧、开赛车的人有得是。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是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没有时间去玩，没有精力去玩，更不知道怎么玩。中国古人所说的“花鸟鱼虫”概括出一个人的多种玩好，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历史传承积累的结果，其中无不寄托一个民族爱美审美的梦。玩，大有学问，大有讲究。
如今，满眼所看到的是，也无非是“玩”其中透露出来的“利益”。有利可图，有钱可赚，所以才玩。报章上热炒的诗词书画、明清古董，哪个不是当今成功人士感兴趣的领域，而玩是其次。说到底，那些所谓“玩家们”在乎的可不是“怎么玩”，而是“怎么赚”。
“玩”能回归它的本义：那些生活得不圆满的人们，在面对金鱼、蛐蛐、紫砂、鸽子、葫芦、藏獒等等这些大地上的事物时，能放慢脚步，体会到万物的伟大和美好。
赵伯光在北京南城十里河一个民俗文化市场，开了一家“虫草堂”，卖鸣虫相关书籍和各种鸣虫养斗用品，养家糊口，同时也“以虫会友，传播蛐蛐文化”。
在虫草堂里，赵伯光的妻子正在给蛐蛐罐捶“三合土”。她介绍说，“三合土底”捶得很平，因为蛐蛐是土里的，所以蛐蛐罐里的环境也设置成土的环境。另外捶三合土是为了让蛐蛐抓牢盆底。“最后将盆倒过来使劲晃了晃，再看看“三合土底”一点也没有松动的迹象，这样的底儿才算合格，”她说。
赵伯光拿出许多蛐蛐罐让记者看。有的犹如屋舍，罐底仿若屋舍的地面，过笼和水槽是室内的家具陈设。精光内含，温润如玉，摸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三合土原底，又细又平，却又不滑。沾上水，不汪着不干着，又不一下子吸了，而是慢慢渗干，行话叫“慢喝水”。凑近鼻子一闻，没有潮味儿，更没有霉味儿，说它香不香，却怪好闻。记者倒有些生出了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长啸几声“优哉悠哉”的感觉。
蛐蛐，也叫蟋蟀，在古书中叫做促织，北方人俗称蛐蛐。因其能鸣善斗，且具有勇决胜负的武士风采，被誉为“天下第一虫”。据记载，“斗蛐蛐”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玩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年近花甲的赵伯光，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打小他就在胡同的犄角旮旯儿逮蛐蛐玩。小学时，他逮了只名为“正青”的蛐蛐，天天拿着去跟街坊小孩的蛐蛐斗。“正青”愣是打败了他家那片儿所有的蛐蛐，乐得他从此上瘾。
在首钢当炉前工时，赵伯光的乐趣依旧。他知道山东是出好蛐蛐的地方后，赶上放假，就坐上火车直奔山东宁阳县磁窑镇的农村逮蛐蛐。一进村，赵伯光便拎着塑料桶和竹篓子，钻进麦秸垛、茄秧下，通宵达旦地逮蛐蛐。最多时他一次逮了300多只蛐蛐回北京。
他最得意的是逮到一只“蓝青”。那蛐蛐见光则鸣，一天不盖蛐蛐罐，它就溜溜叫一天。最绝的是，这只蛐蛐能在罐中用6足撑起身子站着叫，煞是威风。“它竞斗过11场，到死都没败过。”赵伯光啧啧赞叹。
赵伯光介绍说，“虫迷”们逮了蛐蛐后，得精心喂养，直到它们身强体壮去参加竞斗。“老年间讲究给它吃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冬瓜、蛋黄、青豆等‘八珍’。现在为增加营养，有人恨不得喂它们冬虫夏草、蜂王浆、蚂蚁卵……”
斗蛐蛐有很多讲究：斗之前，先用蛐蛐草(俗名蛐蛐探子)伸入笼或罐中撩拨蛐蛐，以招其怒，引着蛐蛐去“掐架”。蛐蛐草是用一根竹篾儿，头上绑一小段鸡毛翎管，在翎管上插上三五根有弹性的毛做成的，杆讲究是用紫檀的，毛是从活的灰耗子头上拔下的胡须，这才是上品。
蛐蛐到了斗盆里，主人就用探子引诱两只蛐蛐见面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用衔草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了就算输。斗赢了的蛐蛐，振翅长鸣，主人在盆盖后面的贴纸上记上它的战绩。
观看斗蛐蛐，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两只蛐蛐在搏斗中，攻守兼备，忽而昂首向前，忽而退后变攻为守。胜者昂首长鸣，败者落荒而逃。两位主人则神情紧张，场面生动。
蛐蛐永远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没有怯懦气馁的时候，除非战败了。尤其是好蛐蛐，多次克敌而竟败下阵来，对此奇耻大辱，懊恼万分，而心中还是不服，怨这怨那又无处发泄，颇似英雄末路，徒唤奈何，不由发出非战之罪的悲鸣。
赵伯光一直和记者强调，蛐蛐也是一种文化，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发扬传统文化。他说《诗经》里早就有对蛐蛐习性的记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就是蛐蛐啊。
2000年，首都鸣虫专业委员会成立，赵伯光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决心“把玩蛐蛐引上正轨”。长期以来，不少人把蛐蛐当做工具。甚至，在一些豪赌团伙里，一只蛐蛐身价达数万元，一场赌资达数十万元。有人为此打架斗殴，有人赌输了跳楼。
“我一直想让这些人放弃这种不良嗜好，希望能用比赛的形式，健康地玩蛐蛐。”为此，赵伯光制定了比赛章程、裁判和竞斗规则，每年都组织蛐蛐比赛。
在所有的鸣虫中，赵伯光最喜欢的还是蛐蛐，觉得他们有着非常阳刚的男子汉气概。他对记者说，“在我们尊敬、崇拜的英雄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决不退让的精神，在蛐蛐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刘先生当年从不卖鱼，鱼只送朋友。能从刘先生家中拿出鱼的，有人称‘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王世襄先生，有引车卖浆之流，也有一来二去的鱼友。”
“中国鱼有历史了，刘先生养鱼是纯花钱，他有些家底，老燕大毕业的，北师大的英语教授。北京鱼把式里，他绰号叫大学生。意思是他在喂鱼的里面，学历是最高的。”
“刘先生是王世襄的同学。80年代写了一个‘介绍中国金鱼’的书稿，交给王世襄，想让他帮忙印书公诸于世。结果一直出不来，没人给出，刘先生后来觉得自己快死了，就问王世襄要他把书稿拿回来。05年刘先生去世了。08年书终于出来了，王世襄给他写了个序。”
“刘先生倒在便坑里的鱼，都比鱼市好。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也比不上他送人的。他的鱼许多人都想要，许多金鱼是刘先生的金鱼的徒子徒孙，可谓一把鱼子，传种全国。”
古人以文会友，北京文化局的宋远鹏却以金鱼会友。他的博客签名是“梦鱼”， 因金鱼而结识了很多专家，朋友。其中有位刘景春刘先生，是养鱼大家，也是已故大玩家王世襄的同学、至交。王世襄说，听刘景春谈鱼，自己有“隔行如隔山”之感。可惜的是，刘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他的数千条珍贵的金鱼也不知去向。
宋远鹏和父亲都喜欢金鱼，他们在1988年到1990两年间曾有缘与刘景春交往。宋远鹏至今难以忘记的是第一次见到刘景春的金鱼时的情景，“真是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金鱼吗？！原来能长这么大！多少年才能养成这样啊？这么大尾巴！肉头上都出刺儿了！鳞片都跟铜钱似的！喔！鱼精！”宋远鹏对本刊记者说，“我头次见刘先生的鱼，吓一跳。草鱼那么大，鳞片铜钱那么大，这也是金鱼？我现在和别人说，都不信。”
二十多年前，正是北京观赏鱼市场方兴未艾、初具规模的时期。在宋远鹏最原始的记忆里，似乎那时到处都是沿街叫卖金鱼的小贩。家里大人为逗孩子高兴，进屋拿个小盆出来，花个一两毛钱盛上几尾，端回院儿，往窗前檐下的大瓦盆里一遮，再到水库里踅摸几根水草，拿石头压在里头，这便成了无数孩子最宝贵的童年记忆。自然，宋远鹏就是这无数小孩中的一个。
饲养金鱼似乎并非一件多困难的事情：放上一盆水，撒里几条鱼。早上喂点虫，晚上抽抽屎。当时宋远鹏和父亲就是这么想的：看见别人养，觉得喜欢，就自己也弄一缸来养，结果金鱼习性看不出来，鱼病了看不出来，等到看出来后鱼也快不行了。“一句话，怎么养怎么死。”宋远鹏说。
自己不会养鱼，只好请教名师。宋远鹏的父亲有位朋友，也养金鱼。他们找上门去，对方说自己养的鱼相比老刘先生，实在是惭愧，老刘先生那鱼养的才叫好看。于是，就去拜访这位老刘先生，也就是刘景春。
那时候的刘景春，70多岁，家住官园一个四合院里，院子里浩浩荡荡摆满了几十个木海(养鱼的大盆叫木海，直径一米五一个)，金鱼在木海里游动，蔚为壮观。刘景春当时养着有四种金鱼：额头红、红虎头、五花珍珠和墨鼓眼儿帽子。
刘景春的金鱼，以额头红与红虎头为最，都是他数十年个人优中选优的结果。那时鱼市虽也有与刘景春同种的金鱼，但品貌不可与其同日而语。
有次，一个由朋友介绍来的香港人找到刘景春，说想买点额头红。刘景春就带着他上官园鱼市挑了十对，四十块钱一对。香港人挑完后，问能不能上他家看他养的金鱼，刘景春于是带他到自己家，香港人一瞧，非要刘景春卖他几条自养的金鱼，还说，“跟您这一比，刚才买的那哪叫金鱼？”
刘景春没办法，答应送他几条。但对方依旧不依不饶，说必须给钱，最后从刘先生家里捞走了十对额头红，丢下四千块钱高兴而去，只留下发呆的刘景春。八十年代，四千块钱是一笔巨款。
刘景春的金鱼名声大了，许多人都想来他家看看，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偷鱼的。有人夜晚就翻过院墙偷过刘先生的金鱼。 宋远鹏还记得，他和父亲去刘景春家的时候，院子里每个木海上都装上了铅丝编制的罩子，那就是为了防着半夜越墙盗窃的鱼贼。
宋远鹏说，养金鱼是辛苦活，阳光、氧气、水质、饲料的营养决定着金鱼培育的好坏。“金鱼喜欢吃活食，比如臭水沟里的红虫。人工饲料也可以喂，但这是死的，比不上吃活的食物来得精神。”他说。
刘先生在世的时候，鱼虫他自己捞，为了捞虫，他跑遍北京城。自己跑不动了，他就要儿子帮着去捞。
刘景春家里头有一辆自行车，专门让他儿子给他到处去捞鱼虫。有一回，他儿子骑自行车去给他捞鱼虫，早上走的，直到晚上才回来。原来城里哪儿都没有虫儿，他儿子一直骑车骑到通州去了。刘景春本来还挺担心，后来又乐了，就说：“就这种精神干什么事儿干不成？！”后来，又买了两辆摩托车，刘先生估计是认为骑摩托车去捞鱼虫会比骑自行车省时间。
刘景春的鱼是极难得的，如非朋友关系，断然不易得到。他每年除孵化所需数量子鱼之外，其余之籽，他都倒掉了或尽数销毁，绝不让其上市。
选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大鱼甩了鱼籽，泡出2万小鱼出来。刘景春需要从2万尾小鱼中找出好苗子，淘汰掉次品。他戴着眼镜，和老伴对坐在檐下，左手扶盆，右手持抄，趁着天亮，一个个地看，从早上挑到晚上，腰都直不起来。
当然，刘景春的金鱼的进化也非一帆风顺。宋远鹏说，刘景春当初筛选额头红鱼，一度昌盛。但近亲繁殖，数代之后，其子鱼中所能选出的佳苗愈见减少。就跑到石家庄等地的朋友那去，花钱买回优良品种来改进自己家鱼的基因，结果鱼的品种、样式越来越好。
宋远鹏和父亲以前养金鱼，后来兴养热带鱼的时候，又养过一阵热带鱼。他们养过“七彩神仙”、五彩金凤……最后对热带鱼的兴趣劲过去了，觉得还是“养金鱼有品位”。
在宋远鹏家里，有三个金鱼缸，一个是喂热带鱼，一个是他所说的品相比较差的金鱼，另一个是品相比较好的金鱼。他指着一条品相好的“虎头”说，“这和那另外缸里的‘虎头’都是一天出来的鱼，一个母亲生的，二百多条鱼，就它长得最好。有的是他哥们，可差距就那么大。”
对金鱼的热爱者来说，热带鱼永远都是一个样子，养金鱼不一样，它可以按人自己的心意，通过变异、遗传、人工选择去塑造金鱼的形状，改变它的模样，不让它退化而能有所前进。
无序穿梭的车海，拥挤高耸的楼宇，色彩杂乱的街道，我穿过这个每天都要经历的世界，一路急速来到戴爱群的门前。
一把紫砂已经安静地立在桌上，热气氤氲的山泉水在电磁炉上咕嘟作响。坐在这里的一刻，眼前只剩下紫砂温和的色彩，只能闻到醇厚的茶香。
“我是个俗人，七情六欲，食色性也。但是，我用好茶具泡好茶的时候，心里是安静的。所以说，壶泡茶，茶养壶，壶和茶都养人。”网上搜索戴爱群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的头衔是美食家。“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好东西很敏感，容易被美好的东西感动。”那一年，他到一家茶城看紫砂展，看中了一把紫砂壶，“茶城的朋友说可以帮我介绍买下来。我就去了周桂珍大师的家里，认识了这个紫砂世家。”从此，他便和紫砂结缘了。“非典的时候，我没事做，常常拿着壶到茶城喝茶。几个月时间，我就成瘾了。每天起来就想，今天用哪把壶喝什么茶？成了不可一日无此君。”他拜了紫砂大师徐秀棠做师父，“但是我没打算学做紫砂壶，只是觉得师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达到某种境界的老先生。”
壶把向右，壶嘴向左，戴爱群说这是放紫砂壶的方法。桌上泡着“东方美人”茶的紫砂壶玲珑有致，“这把壶造型非常传统，叫做石瓢。它的特点是两个三角形套在一起，壶底到壶盖是一个三角形，壶把和壶嘴相交是一个倒三角形。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所以，这个壶给人坚固、硬朗的感觉。我这把壶是按照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尺寸做的。另外一部分感觉是不同作者带来的不同气质，比如，这个壶是我师父的女儿徐徐做的，就会看着比较俏皮，但是她先生高振宇也做过同一款石瓢，就是不一样的味道。”他拿出另外一个紫砂壶，同样的倒三角形，却显得刚劲有力。“比如壶把的处理上比较接近直线，就显得有峭拔。壶嘴底部稍微肥硕一点，就显得有力。顾景洲说，紫砂要有神形气态。”
中国出名的工艺品不计其数，但戴爱群独爱紫砂。他说，“紫砂壶是其中少有的文人参与创作的工艺品。首先，紫砂生在宜兴，江浙地区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千年以来就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文人参与工艺美术创作的，但是一些文人却愿意和紫砂发生关系。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曼生壶，就是清代县令陈鸿寿和紫砂艺人杨彭年一起创作的。文人参与会给这种工艺品带来更多的高雅文化内涵。紫砂里面蕴含了很多文人士大夫的古典情怀，温润和谐。一般的玻璃器皿，忽冷忽热就会炸，但是紫砂不会，很有些中庸的味道在里面。”
宜兴，紫砂的故乡，戴爱群两次去过那里。“紫砂是产量极低的东西，作品太多的大师就或多或少会存在代工的问题，或者是模具制作的。”他总是很执着地选择手工紫砂壶。戴爱群认识周桂珍大师是在2003年，“那时候，她刚好六十岁。从艺术上来说，可以说是开始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时候。”他认为，周大师是在世的大师中，制壶造诣最高、继承顾景舟最好的一位。
他总是对着紫砂仔细端详，说，能靠简洁的几何线条感动他的壶，就是最好的。“紫砂有四美：首先是材质之美；第二，是造型之美；第三，是工艺之美；第四，是功用之美。”他所有的收藏，都会被他用来泡茶，他说，用的过程，才是和壶的一种交流。“为什么周大师家愿意让我收藏他们的壶？因为他们觉得我懂。其实我不是研究陶瓷的，我懂什么？我的切入点不同而已，我是从欣赏角度，而不是从工艺角度切入的。还有就是我会用它，在用的过程中，读这个壶。很多细微之处，你不读是体察不出来的。你只看介绍，是谁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得不到滋养。多看展览，查资料，和大师交流。掌握基础之后，再去读这个壶。”
“收藏紫砂是种生活方式，说好听点，就是生活艺术。壶是让人安静的东西，我不喜欢大家把它弄得很浮躁。很多人喜欢炒得热的作品，动辄上百万，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壶拿在你手里，会让你心乱。用紫砂来挣钱，那么你就会失去紫砂给你带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他收藏的壶都是来自周大师一家，他说，这是缘分。
他拿着紫砂壶的图册，从头翻到尾，评论着每件作品，能让他停留的只有周大师家的作品。“只能说我比较幸运，碰上的这家艺术水平比较高。作品好不好，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很多大师的作品不如他们的好，但是价格贵上很多倍。我欣赏紫砂也跟我吃美食一样，不追求时尚和潮流。并不是时尚就不好，但我对事情的判定标准，不是它是不是流行，而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流行的不是没有好的，但炒作得最厉害的，往往有问题。”
他说，大师是孤独的。“真正的大师，不会去炒作。比如顾景舟先生，在他的时代少有人理解他，他在文化艺术层面是孤独寂寞的，反而能创作出很多传世之作。现在收藏成了市场炒作，让有的大师一把壶贵到上百万——人心浮躁，包括做的人、卖的人、收藏的人。但我的壶，一把都没卖过。”
他不相信算命的，也不相信《易经》，却相信命运，相信缘分。在他心里，那是情义。“收藏也不能说多高雅，但是至少是对身心有好处的，把人带入一种境界。”他很认同一句话，“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做一件事情，要抓住本质的东西。比如紫砂壶，你用它赚钱，你得到的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本质的东西。我们的世界很混杂，如果你喝茶时心平气和，哪怕只是很短暂的一刻，这也是很大的收获。收藏可以提高鉴赏能力，但我有了这个能力，不是为了买更多的壶，赚更多的钱，而是去欣赏更多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收藏的根本。有人说，玩物丧志，我觉得应该说玩物养志。许多收藏大家为什么能把东西都捐出来呢？因为他看穿了。这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就行，不一定在我手里。而且终究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葫芦自古便是“福禄”的象征，吉祥的寓意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喜爱和追求。如今互联网上有个著名的网站——葫芦庐，葫芦里有位葫芦仙，他制作葫芦，收藏葫芦，热爱葫芦，自称葫芦庐主，他就是赵伟。
在葫芦圈里，赵伟是个角。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葫芦玩家，更因为他是一位葫芦艺人。1997年赵伟创办了“葫芦庐工作室”，成了“葫芦庐主”。在葫芦庐中，他每天潜心制作、研究葫芦。他在国内独创了16种制作工艺，涉及50余类，其中葫芦西式摆件，葫芦灯，葫芦饰品等1000余个产品为国内首创。收集中外吉祥图案2万余张，撰写了关于葫芦方面的资料80余万字，拍摄照片万余张，制作葫芦千余个，获得葫芦专利20余项。
范制葫芦堪称葫芦技法的最高境界，所谓范制是在葫芦未成熟时，将其放入阴文范模内，至霜降后完全成熟，再经修整，去掉表面皮层和海绵状的内瓤，截口，漆里，加木、牙口之后得到的各式有阳文花纹的葫芦器皿。因为其外形浑然天成，没有斧凿加工的痕迹，而且技法复杂、种植讲究，故被认为“百难出一”，十分珍贵。
据史料记载，范制葫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其范制匏器的辉煌时期在“康乾盛世”，由于其独特的审美和收藏价值，为康熙帝所喜爱，并引入宫中，成为皇家的垄断艺术，故有乾隆诗曰“纳约传贵制，随圆泯锐棱。”
由于是皇家垄断的技艺，随着清王朝的逐渐消亡，这种工艺一度失传。直到近几年对传统文化的不断研究和挖掘，这门手艺才逐渐被找回。赵伟最爱范制葫芦，他认为，范制葫芦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智慧，“弘历皇帝‘爱兹淳朴器，更切木从绳’正是对范制葫芦价值的最好概括。”
2007年，赵伟受邀到外地参加“葫芦文化节”，并携带了一个范制“八不正”参加当地举办的“葫芦精品评比”，可是当地对于范制葫芦并不了解，很多人从未见过和听说过范制工艺，赵伟觉得很有必要将葫芦文化再普及一些。
从那之后，赵伟一心钻进范制葫芦的研究工作。现在的葫芦种植基地，分布在山东、河北、天津等地。每年赵伟都亲自到地里去观察、研究葫芦的生长情况，回来总结。同时广泛收集流落在民间的范制工艺，拜访老艺人、老农，在模具、葫芦品种等方面下功夫，大胆结合现代科技材料，反复试验，终于捡回了这门失传的技艺。
“我觉得每一次的拜访、求索的过程都是无比兴奋的，每每慕名而去总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和特别的启发。”赵伟说。
每一项工艺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表现力，制作中的难点也都不尽相同，但掌握单项工艺总是相对容易的，如果说挑战的话，把所有的工艺相融合，各取其长，并且加入个人的创意，这才是最难也最棒的工艺。在制作葫芦的过程中，赵伟力图将单项工艺练到炉火纯青，再在其中加入自己的创意，这样的葫芦才是创造出来的作品。
“武术中讲‘无招胜有招’，我想葫芦工艺的相互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混合工艺品’，集众多工艺精华于一身应该就是最棒的。比如，烙画工艺是葫芦工艺中最简单、最单一的工艺，而我现在开始研究‘微烙’，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研究独特的技法。”
除了技艺上的不断创新给赵伟带来的快乐，葫芦制作本身的不确定因素也是让他感到兴奋的地方，尤其是范制葫芦，由于在葫芦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密闭的模子里，直到长大成熟都无法了解里面的生长情况，而且风吹日晒，土壤、水分等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又很大，所以每当打开一个模具，看到长成的葫芦时，赵伟都会十分期待。记者把它形容为兑奖，不过赵伟并不同意这个比喻。“兑奖，那获得的仅是钱财，投入的不过微薄几元。一定要比喻的话，倒像是一般，因为范制为天成，其中总有一些运气的因素，那是一种惊险、刺激的感觉。春季的时候，我为她播种，夏季的时候，我冒着烈日给她浇水，到了开模的时候，早就对她有了期待。当一点一点地敲开模具，在场的每个人都不敢大声喘气，像是怕惊动了模具后面沉睡的葫芦。而当葫芦被开出，无论是什么样我都是欣慰的，至少，又收获了一份种植的经验。”
赵伟说，经验才是他最大的财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收藏葫芦的过程中。1999年他建成了国内首家个人葫芦收藏博物馆。谈起他的这些收藏品，赵伟对每一件都爱不释手，不过还是有几只特殊的葫芦，是来之不易的精品。
在他的收藏品中有一坛葫芦酒，这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酒坛，这个酒坛小口细颈，大肚里藤蔓盘旋、叶片舒展，光滑细润的葫芦静置其中。这种葫芦酒是在葫芦未长成时放入坛中的，待葫芦长大后从藤上剪下，注入白酒再密封储藏。
“初见此酒，我就被它迷住了，便向其主人询问价格，老乡摇头说根本不打算卖而拒绝了我。可是由于太喜爱了，凭借收藏者的执着，我先后三次去找这位老乡，终于打动了他，最终以一瓶我珍藏的‘赖茅’(茅台酒创始人之一赖永生研制生产的茅台酒)换来了这坛葫芦酒。”虽然代价不小，但是提到这段经历，赵伟还是满心欢喜，认为很值得。
“还有一件艺术品是我最珍贵的藏品。”在赵伟的工作台上摆放着一只造型精美的葫芦，他小心地拿起它摇了两下，便发出内壁撞击的声音，“有一次我到南方古玩市场时看到了这只葫芦，它的新奇之处在于它是‘双层葫芦’，所以摇晃时会有葫芦壁的撞击声。我见到此‘宝’，便毫不犹豫地将其买下。回家后，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却觉得蹊跷，细细研究才发现，这个葫芦明显偏重，里面竟然有一层干泥，那所谓的‘两层葫芦壁撞击声’实乃是泥块撞击葫芦壁的声音。此后我便把他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细心的观察。”
赵伟之所以把这只葫芦视为他最“珍贵”的藏品，就是为了记住这次“看走眼”的教训，在他看来，收藏葫芦不仅是收藏艺术品，更是收藏这种种难忘的经历。
说到未来，赵伟充满期待。赵伟也希望葫芦事业能有更广阔的发展，就是将葫芦文化向产业化发展，向实用性靠拢。葫芦工艺在国外注重实用性，而在国内却很少被谈及。
“葫芦艺术如果想发展延续必须实现葫芦的实用性，只有让多数人都认为葫芦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那么葫芦就会被大众所认知，基于这些方面，我把葫芦工艺的钻研方向定义在实用性上。”
就像他在葫芦庐的首页上写的——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吾之癖，探究葫芦，用心良苦之极。
北华鸽舍，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和北京大多数的鸽友一样，李振山先生把它的鸽舍安置在了北京的近郊区，五环外。这两年，北京玩鸽子的人可不少，应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朝、海、丰”这三个传统意义上的近郊区汇聚了不少喜爱这项运动的“鸽友”，他们的年龄基本都在四十岁以上，利用闲暇时间组织比赛，让自己的爱鸽们一试身手，这其中也包括入行仅仅两年的李振山。
李先生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是成绩不俗，从2008年开始玩鸽子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比赛，李先生的鸽子们为他拿了一柜子的奖杯，其中还包括了几个冠军头衔，因此李先生在北京的鸽友圈子里也是小有名气。除此之外，李先生为人热情，爱帮忙，这也让很多对鸽子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士”成了他的朋友，这其中就包括杨春林，这个从1976年就开始养鸽子的资深鸽友。
在李振山的北华鸽舍我见到了这两位玩家，虽然他们入行的时间相差很多，但是对于鸽子的热爱都是“痴迷”级的，而且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运动的喜爱，不仅是赛鸽运动，也包括其他的体育项目，因此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总是喜欢把鸽子比喻成运动员，而那片蔚蓝的天空，就是一个美丽的赛场。
“这两年长距离的比赛少了，基本上以短距离比赛为主。”在说到国内赛鸽比赛的时候，李先生介绍道，“其实赛鸽比赛和跑步一样，也分中长跑和短跑。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从香港到北京，这种一飞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比赛就属于长距离比赛，不过这样的比赛这两年已经不多了，基本上都是300-500公里的比赛，在赛鸽运动中属于短跑。”
别看李先生参加赛鸽运动的时间不长，但是在短跑比赛中，他是颇有心得的。一般北京的比赛都是从南往北飞，从郑州、汤阴等地到北京，这几条线路李先生的鸽子们都飞过很多次，尤其是300公里和500公里这两种距离的比赛，北华鸽舍的成绩都十分骄人。“一般我们把鸽子交给信鸽协会，第二天一早从河南出发，下午两点就能飞回来，平均时速七八十公里，顺风的时候更快。”在说到这种赛制的时候，李先生用了一个排球术语来形容——短平快，“就跟刘翔跨栏似的，这种属于短跑。”
首先赛鸽和人一样，既然分级别，自然也就分种类，总体来说也和当今的田径赛场差不多，“欧洲品种的鸽子体型短粗，适合飞短途，中国的鸽子一般体型较修长，飞长距离的比赛很厉害。”李先生首先从品种的角度做了一个比喻。这样的比喻很有意思，照此说法，鸽友们可以挖掘一下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鸽子，毕竟那里有博尔特，或者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品种，那里有格布雷西亚西耶。
李先生的鸽子大都是飞短途的，外国品种比较多，但他可不是个崇洋媚外的人，“品种来说，短途飞行的鸽子，欧洲血统比较好，但并不是说国外的鸽子就一定好，前一阵有个外国人在中国拍卖鸽子，一只300万，但是我看它就是个垃圾，别看它贵，也飞不了冠军。”
在选拔运动员方面，这可是个十分深奥的课题，有着30多年养鸽经验的杨春林对此也是十分谨慎。“一般来说短距离的鸽子前胸要比较宽，骨架结构要高一些，但是胸部的肌肉要比较软，不能太硬，肌肉一硬，这只鸽子就很难出成绩了。另外肌肉颜色不能发黑、发紫，要粉色，这样的鸽子一般飞得比较快。”杨先生对我说，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而且飞行时的情况又很复杂，他们挑鸽子的时候也要仔细看，认真摸，他也在摸索过程中，“我从12岁开始养鸽子，养了这么多年，也不敢说一眼就能看出冠军来，因为这里面的学问太多了，如果能把这门手艺练出来，算是悟到家了。要知道，不同的天气、环境都会影响鸽子的发挥。而且有的鸽子飞300公里快，有的500公里快，要想火眼金睛是很难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像杨先生这样一位玩了30多年鸽子的人偶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赛鸽比赛有个规律，一般秋季的比赛，雌鸽比较容易出成绩，春季比赛，则是雄鸽成绩比较好。这是因为赛鸽一般都是年轻的鸽子，三四月份出生，十月份打比赛，和人一样，雌鸽一般比较“早熟”，所以7个月就能打比赛，雄鸽就得等到次年春天才能出成绩。“和人一样，一般雌鸽长得比较秀气、娇小，雄鸽体型略大，而且气质一看就不一样，总是挺胸抬头，有股子霸气。但有时候我一眼看去，认为是个雄鸽，但其实是雌鸽，而像这种‘雌鸽雄相’的鸽子肯定成绩好。”这倒像是赛鸽界的萨摩亚，本是女娇娘，却像男儿郎。
训练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每天一早一晚，出来放风。尤其是早上，一般鸽子都能飞得比较远，下午则就是在屋顶盘旋。除了这种日常训练，还有赛前的突击训练。由于北京的比赛一般都是从南边飞回来，所以李先生要在赛前带着他的运动员们从大兴、固安、涿州等地往回飞，以训练鸽子们的感觉和体能。“这样做可以帮助它们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一点和运动员的训练方式是一样的。”李教练如是说。
除了训练，饮食上也有讲究。一般的饮食就是五谷杂粮，早晚各喂一次，但是赛前的饮食会有变化，至于是什么样的变化，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还是不宜外传的。
说起信鸽的退役，也是一件令鸽友们辛酸的事情。一般成绩优异的鸽子打两次比赛就不飞了，作为种鸽培育下一代。在李先生的鸽舍里就有一只价值连城的鸽子，“这只鸽子的血统非常好，它的孙子、重孙子都能卖出3、4万人民币，和它平辈的这一代全国不超过3只。”我很好奇，这鸽子也有家谱？怎么识别它的亲戚呢？
“鸽子刚出生5-7天就会在它的脚上套一个金属环，上面有它的号码，这个号码将跟随它一生，就和人的身份证一样，而且可以在网上查到。”杨先生告诉我，他们挑鸽子之前都会上网查它的家谱，看看祖上的成绩如何，是否有运动天赋，按照小品里的话就是“穆铁柱他儿子生下来就比我高”。
可惜不是所有的鸽子都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成为种鸽，除了自身的血统和成绩，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在比赛过程中，很多自然因素都会导致鸽子最终无法到达目的地。有的被鹰抓走或者抓伤，有的可能被风筝线打伤，有时也会因为某地军事演戏，磁场紊乱，导致鸽子偏离方向，最终不知飞到何处去了。
和以上那些因素比起来，最让鸽友们感到痛心的是那些网鸽子的人。“主要是在河北，有很多鸽子网，这些网把很多好品种的鸽子都网下来了。不懂的人，网下来就自己吃了，有的懂一些，会上网查鸽子的主人，让鸽友交钱把鸽子赎回去。”说到这些人为造成的损失，李先生也是一脸的无奈，“尤其是这种鸽子网，网下的都是好鸽子，都是第一梯队的，它们冲在前面，最容易被网到，后面的鸽子一般都能飞回来。我们参加一整年的比赛，一开始有100只，可能到最后只剩下30多只，损失很大。”奥运会上的伊拉克短跑运动员达娜·侯赛因，非洲杯上的多哥队，人为的危险始终伴随着体育运动，这些信鸽也无法避免，而它们受到的死亡威胁则更大，更残忍。尽管理论上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15年，但是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好鸽子却不多。
既然和人类的体育运动有诸多相似的方面，那么困扰体育界的丑闻是否也会发生在赛鸽运动中呢？两位养鸽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情况更加严重。
作为参与这项运动很多年的老教练，杨春林说到：“国内比赛打兴奋剂的情况比较普遍，经常是比赛开始之前，要交鸽子的时候，主人给鸽子打一针。我们基本上每星期都有比赛，这么频繁的赛事，也就不会有检测兴奋剂这道程序。但是在国外比较正规的比赛，兴奋剂是要检测的，而且在比赛开始前三天就要上交鸽子，统一放养在一个封闭的体育场里，以使它的兴奋剂药效减退。不过目前国内各俱乐部赛事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除了注射兴奋剂这种普遍的现象，另外，裁判、俱乐部、鸽友之间联合作弊的方式还有很多，就好像不久前爆出的国内某马拉松比赛，某些运动员为了取得好成绩，会让人代跑，或者半路搭乘其它交通工具等，这些在人类体育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赛鸽运动中也会有。因为赛鸽比赛不像普通人类比赛那样正规，所以出现的问题也会更多。
“其实我们也被质疑过，有一次比赛，前十名里我们的鸽子有七只，鸽友们就产生了怀疑，后来检查我们的鸽子和设备。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按照杨春林的话说，“作弊的概念在鸽友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在李先生的鸽舍里摆放着一台电脑，虽然样式已经很老旧了，但这可是鸽友们必需的设备。几乎每天李振山和杨春林都会对着电脑看那些鸽子的资料，研究它们祖宗八代，然后打印出来，再做笔记，乐在其中。
不过像我这样的外行人还是会感到好奇，一只鸽子大概要几万元，还有的上百万，一次比赛就可能损失几只好鸽子，而这种比赛又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为什么李振山、杨春林，还有许多鸽子玩家如此喜爱这项运动呢？
“就像欧洲人热爱足球一样，这种东西会让你着迷的。冠军只有一个，但你还是想参加。养鸽子不是为了欣赏它，而是为了放飞。”
刘俊鹏的手机彩铃是一曲悠扬的《蒙古人》，这位蒙古汉子从小对狗很有感情。“我非常喜欢动物，从小家里也养狗，但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其实在内蒙古也有一种獒，叫做蒙古獒，它和藏獒长得很像，但是体型略小，性格不如藏獒凶悍。”刘俊鹏说，正是骨子里的性格让他对大型犬情有独钟，特别是藏獒，这种神犬体型庞大，意志坚毅，这也是他日后选择训练藏獒而非蒙古獒的原因。但说到他和藏獒的情结，还是因为一起案件。
1979年，17岁的刘俊鹏应征入伍，当时地方上发生一起犯罪案件，在侦破过程中有关领导意识到犬对某些案件的侦破工作帮助很大，于是找到刘俊鹏，让他负责军犬的训练工作，从那时开始，刘俊鹏便开始了自己的训犬生涯，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三十个春秋了。
离开部队后，刘俊鹏还是忘不了训犬工作，更让他忘不了的是他心里的一个情结，“在部队的时候我们训练的军犬都是外国犬种，包括德国牧羊犬、比利时犬等。那时我总是在想，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一个自己的犬种能够作为军犬服役吗？我们多少高科技的军事化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偏偏这些军犬却需要进口。”从那时开始，寻找中国自己的军犬便成为刘俊鹏心里的一个梁子。
在翻阅了很多资料后，1991年刘俊鹏亲赴西藏考察藏獒。“之所以选择藏獒，主要是因为藏獒体型庞大，性格凶猛，咬合力强，适合做防暴犬和护卫犬，而且藏獒品种纯正，包括大丹犬、圣伯纳犬、松狮犬、阿根廷獒等至少十种以上的国外大型犬都有藏獒的血统，奇怪的是，当这些犬类被列为世界名犬而广为人知时，最古老的藏獒却一直默默无闻。”
在从西藏带回来9只藏獒后，刘俊鹏开始了他训练藏獒的探索，虽然藏獒的体型和性格是它们作为军犬的优势，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牧羊犬的生活习性，使刘俊鹏的训獒工作遇到了不小的障碍。
“在部队，我们可以通过压狼狗的臀部或者提它的脖子训练它完成‘坐’这样一个动作，但是藏獒不接受，我一开始试了几次，它明显表现出了不快，甚至要咬我。”说起当时训练的情景，刘俊鹏说那时他很困扰，直到掌握了藏獒的特性后，他发明了一个技巧。
由于藏獒身体庞大，又是常年生活在高原低温的环境下，所以体毛厚重，不适合做长时间的运动，于是刘俊鹏每天带着他的藏獒进行“拉练”，磨磨它的脾气。“带着它跑步，等它跑不动了，自己就会累得坐下，这时我发出‘坐’的口令，就会让它记住这个口令和这个动作的关系。”说起藏獒的训练，刘俊鹏毫无疑问是行家里手。虽然训练辛苦，但是他对藏獒仍然非常喜爱，“藏獒性格勇猛，不会退缩，我们在训练狼犬的时候如果用棍子打，它可能会逃跑，退缩，但是藏獒是越战越勇，一獒斗三狼，藏獒是非常勇敢的，霸气十足。”
在坊间有这样一个说法，“藏獒之所以只认识一个主人，是因为藏獒智商低，太笨。”
对于这样的说法，刘俊鹏做出了解释：“藏獒只认识一个主人是因为几千年积累下的生活习性使它对主人非常忠诚，但并不是因为藏獒智商不够，我们一般训练藏獒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训练出来，科目包括20多个动作，所以说事实上藏獒非常聪明。而且藏獒的记忆力超群，我们曾经训练过一只藏獒，它被带走之后就没有做过相关的训练动作，一直是用来配种，三年后带回来，当年的动作和口令还是记忆犹新，完成得非常好。所以说人们认为藏獒体型大、智商低的说法并不正确。”
近两年随着“藏獒风”愈刮愈烈，“奔驰、宝马迎藏獒”的事件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名獒”比比皆是。
“我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藏獒风过于夸张了，虽然藏獒血统纯正，而且被称为‘神犬’，但是价格炒作的嫌疑比较大。在今天养藏獒的人群中，有些把它作为单位的护卫犬或者防暴犬，有些把它作为宠物犬，但最多的是为了通过饲养藏獒来赚钱，因为现在喜欢藏獒的富人很多，所以社会对藏獒价格的炒作也比较猛烈，这导致绝大多数藏獒的价格都偏高了。”刘俊鹏说对于当今炒作藏獒价格的做法他坚决反对，养狗是因为爱狗，而不应该作为赚钱的工具把它们关在笼子里，这样做不人道。
獒犬伤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尤其是近几年饲养藏獒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藏獒攻击性强又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所以柯南道尔笔下《巴斯克韦尔庄园的猎犬》式的惨剧时有发生，普通人“谈獒色变”。
今年3月份第六届全国藏獒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政府特别强调了以文明养犬作为本次展览的主题。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说明大家已经认识到藏獒训练的重要性。其实在我们的训练学校，有很多藏獒都是‘犯过错误的’，可能伤过人或者不服从命令，所以放到我们这里进行学习训练，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再被主人带回去就听话了，也能听懂口令了。”刘俊鹏欣慰地说，让更多的养犬人意识到训犬的重要性一直是他的希望，正是由于很多养犬人不懂得科学的训练方法，才会导致猛犬伤人的事情。
2005年11月，中国公安部已对外宣布，将广泛引进藏獒作为防暴警犬，藏獒已成为中国警方的备用犬种，这打破了以往进口犬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刘俊鹏感慨地说到：“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我的学校进行训犬课程的培训，年轻的有大学生，年长的有五十多岁的夫妇，帮助人们认识到如何把自己的犬训练成文明的宠物犬，以及为社会输送专业的训犬人才，是我能为这个社会所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