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于天宇：注意力剥削：交往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式
交往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反映了其剥削形式的变化。作为资本发展的新形式，交往资本主义注意到人们在网络平台中的交往实际上是通过消耗注意力来完成的，而注意力意味着流量，并可通过数字平台运作模式形成资本增殖。因此交往资本主义通过对主体注意力的诱导、操控，进而吸引、剥削其剩余注意力，最终实现价值增殖。这表明交往资本主义不再依赖于商品生产—交换—再生产的传统产业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而是直接剥削商品中蕴含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的剥削是通过以下两种具体方式实现的。
其一，资本通过构设沉溺性交往环境，增加人们注意力耗费。首先，在数字媒体的环境中，信息化交流的“发出”和“回收”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闭合交流系统，约迪·迪安将其称之为“交往回路”，这个系统如永动机一般推动着交往主体持续进行交往活动，随着主体交往频次的增加，其注意力的耗费程度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随着交往主体在网络平台中发布的信息增多，交往主体彼此间也相应地需要对接收到的每一条信息并做出是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的判断，这种不断选择和决策的过程同样增加了其注意力的消耗。最后，这种不断发布和回应的行为使主体陷入一种沉溺式的交往环境，隐性牵制着主体注意力的投入，并不断消耗其注意力，如此一来，交往主体便不断沉陷于一个固定的交往圈子和回路中不能自拔。交往资本主义通过建立和维护这种交往模式，构设沉溺式的交往环境，能够轻松获取交往主体所消耗的注意力。而主体注意力的投放之处也正是他们进行数字化交往、传播及接收信息的核心区域，主体的每一次互动、信息的每一次传输和接收，都能够转化为可量化的流量和数据，成为资本生成利润的原材料，进而构成资本创造价值的因素。
其二，资本通过操控交往信息的供给，人为制造注意力集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蕴含着劳动供给过剩和资本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那样，交往资本主义中同样蕴含着这样一对基本矛盾，即信息的供给和对注意力的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交往资本主义使信息的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交往主体的注意力资源却是有限的。这种稀缺性促使资本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对其进行集中和优化利用，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人为制造注意力的集中。注意力集中是流量增长的催化剂，而在数字时代，流量就意味着资本增殖潜力。交往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式实质上仍是资本积累的逻辑，即通过特定的方法来增强资源的价值和效用，体现了资本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本质。
2024年2月开始，视频平台B站上开始出现大量打着“图文”标签的帖子。发帖者身份基本为个人，内容大多数是暗恋、消费、个人遭遇、家长里短等，五花八门无法归类。所有帖子遵循统一写作格式：以“本人”的声明口吻起头，以“望周知！”的呼告结尾。从内容到形式，这种帖子带着浓重的前互联网时代BBS式的复古气息，迅速成为互联网的新梗。
这让人好奇，但也困惑。如今，短视频已经一统社交平台的天下，拍摄、制作、传播的技术门槛被突破，成为用户发表的基本媒介形式。但为什么在短视频时代这种传统的类似早期互联网BBS的图文形式突然再现、爆火？这个问题的意义是，自移动社交媒体兴起15年来，微信中以虚拟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链式传播几乎成为我们最主要的信息传受模式，微信朋友圈也重构了我们现实中有强弱、差等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什么“望周知！”这种图文帖子却放弃了社交媒体的紧密连接、差等有序和精准绩效，重回面对所有人的低效、松散、不精准的大众传播？
媒介形式的变革，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remedial medium theory）”曾有所涉及。补偿性媒介是指，媒介演化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任何一种新兴媒介都是对以往媒介形式在功能上的补救和补偿。新兴媒介“补救”的路径，有往前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可能是往后的“复古”，从传统媒介形式中获得解决当前问题的资源。但新兴媒介本身也很快会造成新的问题，莱文森甚至认为，“补救性的媒介并不比最初的媒介本身更能无噪音地解决问题”。确实，当96.4%的网民都在使用短视频，各大视频平台提供免费AI技术加持的自动剪辑软件，如剪映、度咔、快影、VUE、必剪、inshot、iMovie、达芬奇等，大大降低了用户技术门槛，短视频也就成为一个真正全民性媒介，“木桶短板效应”使其走向更加通俗化、门槛更低、虽然有着高参与度但同时也是高度无序的混合。当下的重大社会舆情、网络热点事件也多以短视频形式启动。可以说，新的媒介形式改变了网络生态的底层逻辑。以2024年2月份爆发的农夫山泉网络重大舆情事件为例，至2024年4月中旬为止，用微信指数搜索可见，85%以上的参与者为视频号。这一事件中的谣传信息质量之低、捕风捉影严重缺乏逻辑的现象特别严重。传统的图文媒介因其文字表达能力、趣味的要求却成为有门槛的“少数派”媒介形式，只是这种图文帖子再也不是启动网络热点和舆论的主力形式。
突然冒出的大量“望周知！”的图文帖子很难从形式因获得解释。毕竟媒介是现代社会最为敏感的表征系统，“媒介化社会”（mediatized society）中的媒介变革与某些根本性社会变动有关系。“望周知！”图文形式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社交媒体的人际关系链式传播，以及虚拟的朋友圈的强弱、差等格局的一次“补救”或“补偿”。
相关现象近年来早已出现。三年疫情催生了一个词汇“Zoom fatigue”——长期使用远程会议系统造成的人普遍的疲劳和倦怠感。2021年，斯坦福大学虚拟人机交互实验室的Jeremy Bailenson就“Zoom疲劳症”做出四个方面的总结，包括过度的眼神接触、自我镜像形成的自我监控、视频里过多的认知负担，以及长时间坐在桌子前不动造成的身体负担。这其中三个方面都跟虚拟社交有关。
这种疲劳症很快从工作场景蔓延到其他生活场景。“社交倦怠”在2020年后逐渐成为社交场的热词。其实，早在2015年，即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诞生10年之际，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三位学者劳拉·布莱特、苏珊·克莱斯和斯黛茜·格劳就在《社会行为中的计算》杂志发表论文《Facebook用过头了吗？》，研究指出，与人们想象的相反，社交媒体使用自我效能感（social media self-efficacy）、社交媒体的帮助性（social media helpfulness）恰恰导致更高的社交媒体倦怠，原因可能是，社交媒体用得越多，感受到的竞争压力越多，就越想逃避。
类似的研究，还有2018年伦敦大学学院启动的一个名为“why we post”（我们为什么发帖子）的“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影响的全球研究项目”。项目组成员花了近一年半时间常驻浙江绍兴附近的一个工业区，观察流动人口的社交活动，结果发现，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中其实重新架构了其社交关系网络，手机的朋友圈已非“相亲相爱一家人”那种老家亲戚、朋友、邻居关系的简单复刻，而是在地化结交了很多新认识的新朋友。最重要的，社交媒体朋友圈中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可控制的”新型模式，而非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纠缠在一起的密不透风、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可控制的”朋友关系的理论假说，在疫情之后，终于在所谓的“搭子”现象中得以体现。“搭子”，经典的解释是指一种新型的垂直社交关系，浅于朋友，重于同事。这表征了当下人们对新场景的适应和对传统紧密关系的逃离。既没有传统友谊或亲密关系中的责任和压力，又能根据共同的兴趣目标建立临时、灵活、变化的互惠互利关系，“找搭子”成为很多年轻人活跃的社交媒体活动。“搭子”入选《咬文嚼字》编辑部“2023年十大流行语”，说明“找搭子”已成当下普遍的生活现象。
齐格蒙特·鲍曼曾用“衣帽间的共同体”来形容高度流动、快速变化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人们在戏院、电影院的衣帽间短暂相遇，一起为戏剧、电影的人物和情节或悲或喜；戏剧、电影看完了，彼此再无瓜葛。所以，这种衣帽间共同体其实是“话题性”的，或者是基于“此时此地的兴趣”临时聚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流动性社会中人们无法依靠某种权威，比如家族家长、单位领导、社群领袖，是个体承担起一切，身份从“承受者”转变为“责任者”。流动性社会中个体必须不断选择，在无法应对时就灵活机动地加入一个短暂性的共同体。这其实就是近几十年，在全球范围内，诸如环保、健康、国际政治等公共领域运动叠起；最活跃的经济力量跨国公司普遍兴起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ESG（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治理）风潮的原因，其本质就是以高度理想化的理念赋予意义，并试图去重新聚集起人群。消费主义则以粉丝、饭圈文化形成另一种强大的力量，让人们在互联网中形成新的“趣缘”群体，来弥补这种高流动性社会的稳定归属感的缺失。
鲍曼对“衣帽间的共同体”态度其实是批判性的，认为这并非“痛苦和不幸的疗救办法”，是社会失序的象征。但显然他是那种正统加传统的社会学者，总要倾向社会结构的整合和秩序，这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立场。更为流动、松散的社会结构，更灵活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好处？有没有乐观的可能？
美国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总结美国麻省波士顿居民寻找工作时的经验发表了《弱连接的力量》这一研究论文。亲人、同学、同事、朋友构成了强连接关系，特点是彼此的朋友圈重叠度较高，反之，则是弱连接关系。互动关系、情感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是衡量关系强弱的四个指标。格兰诺维特意外发现：在寻找新工作的场景中，弱连接、一般熟人甚至陌生人带来的机会要远大于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因为“在获取新信息的时候，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效”，有人干脆地总结其观点就是“熟人无用”。有评价说：这其实正表征着“功利主义社会”的出现。其实，早在2012年学者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文版已指出，“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这种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就是到2022年开始被大众媒体和学术界开始强烈关注的“断亲”现象的显现，也成为“功利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注脚。
学者普遍认为，“断亲”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有关。一些文章描述了青年人“断亲”的行为特征和策略：年轻人群体间交流的“怼亲戚指南”、操作上与年长亲戚间对抗的“已读乱回”策略、与亲戚们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微信群中“共在”，但决不“共融”，形成社交媒体上的“情境化断联”等。这表征了当代社会宗亲互助隐退、家庭功能削弱的事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青年人而言无效的社交成本。
但不少学者注意到，青年“断亲”后也有重联现象,“伸缩性弹簧的回归”。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个体与家庭关系从脱嵌到再嵌的动态演变过程”。这种“伸缩性弹簧”“脱嵌到再嵌”，可能来自年轻人自身的成长，感悟到亲情的意义，也有基于理性的判断之后，与“有价值”的亲戚关系的恢复。学者于志强批判地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婚姻家庭制度本身的生活期待和自主选择，也暗含着中国人对家庭主义文化的工具性利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也是当代中国青年在加速的后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层次约束。
吉登斯用“脱域”这一概念描述了西方从传统的农业时空向工业社会的转换过程。东西方在对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功利主义批判上也体现了共同的警惕性。始于B站并普及到诸多社交平台的“望周知！”图文帖，固然很可能是平台策划，却也恰好成为当下青年期望从传统约束中脱嵌，在更广泛的大众关系和社会秩序中重塑自我的一个媒介化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