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复制：北部湾模式嬗变
16日，广西省北海市侨港镇，60岁老渔民江宏正在观看粤剧《金花女》。早报记者 王辰 图
5月16日是今年南海海域伏季休渔起始日，众多归航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侨港镇渔民来到镇南头的灵清寺妈祖殿酬神看戏。当晚演出的是全本粤剧《金花女》，讲的是一对贫穷夫妻历经磨难最终团圆的故事。它广泛流传于潮汕地区，是每到妈祖诞辰必点的一出戏。
“妈祖生日是农历三月廿三，我们每年都会从这天开始在妈祖娘娘的家门口‘唱大戏’（指粤剧），一般一唱就要一个月，今年伏季休渔又在四月廿三之后没几天，一些船老大就发愿一直唱到16号伏季休渔开始的这一天。”在北部湾打了30多年鱼的江宏说，他与侨港镇的许多渔民相信，是妈祖给他们带来财富与安宁，“请北海市海港粤剧团过来‘唱大戏’，一天就要4000元。”
妈祖殿门口的柱子上贴满了“红榜”，每张红纸上除了日期与剧目不同外，落款都是一样的——由灵清寺善男信女齐心虔诚敬赠。44岁的船老大张发兴便是其中的一位“大善人”，他是疍家人，管妈祖叫“三婆”，“我知道三婆在帮我，但出海打鱼除了靠运气，还要靠头脑。你看侨港镇，大家都是同样的船出去，同样的时间回来，为什么他们打不到多少鱼，我却能打到很多。经验、头脑是关键。”张发兴坦言，像他这样的打鱼“成功人士”在侨港镇还有二十几人，不过他也承认，在北部湾打鱼一年比一年难了。
张发兴经历过许多“难事”，其中就包括1994年在北部湾被越南执法船抓捕一事。“现在从地图上来看，我当时的位置就是在《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划定的共管区内，可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越南炮艇非常多，看到中国渔船就来抓，那次越南人上船把我船上的渔获、柴油、鱼托、纤维绳、拖网、淡水桶、提篮和钢丝全都给没收了，连衣服都给他们收走了，我后来一算账，至少损失了21万元，这还不包括越南人给我开的8000美元罚单（实际支付了8万元人民币）。1994年30万元人民币，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十万元，你瞧我损失大不大。”
尽管已经过去18年，张发兴仍对此印象深刻，“我还算好，给放了回来。我记得自己是1994年12月27日回到侨港镇的，算是正好赶上回家过年。”
但凡在北部湾行船10年以上的渔民都会对当年越南执法船的抓捕行径记忆犹新，“我是逃掉的，但我有好几位朋友都被越南人抓过，他们回来曾对我说，越南人把他们关进水牢里，水都到胸口了。”60岁的江宏回忆道，“唉，这些人很多现在都去世了。他们算是没赶上好日子。”
江宏指的“好日子”是从2004年6月30日开始的。当日，于2000年12月25日在北京签署的《中越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它成为中国第一个以与邻国根据国际海洋公约法划清疆界为基础签署、实施渔业的合作协定。
回头看，协议在成功生效过程中波折颇多，北海市渔政站2003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当年该市被越南当局抓扣了18艘“桂北渔”开头的渔船，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19.53万元。后有学者分析，“这是越南方面为了在渔业补充协定谈判中提高筹码，人为地制造了一些事端。”
实际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8年来，越方仍不时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越方从不承认中国开展的伏季休渔制度，每当中国渔船在夏季封海后，越南渔船继续在北部湾作业，并时常越界到中方一侧作业。
但张发兴还是感激这份协议，“虽然现在协议签署后，我们的北部湾渔场变小了许多，打个比方说，从涠洲岛（北海市以南21海里处的一个小岛）再出去十几海里就出了我们中国的管辖区了，但有了这份协议我们会感到很安全，即便我们过了界到了越南那一侧，也不用担心越南人抓我们了，最多就是把我们往回赶。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损失就会少许多。”
不过68岁的船老大郭其友却有一种直觉，“跟前两年相比，今年越南人的执法力度加强了不少，他们突然又凶了起来。也许和南沙那边（的局势）有关系，但我们猜不出来为什么。”
无论是张发兴还是郭其友，侨港镇的渔民这两年其实并不怎么把越南人放在心上，“炮艇不来抓我们了，越南渔船的捕捞技术也没有我们先进。”郭其友说，“但北部湾资源太少，船却有那么多，今天割，明天割，可海里的鱼又不是韭菜，基本都割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比以前走更远的路，才能有所收获。”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渔船的日益增多，北部湾海洋资源越来越少，呈枯竭态势。为此近几年来，每逢伏季休渔，中国各地渔政部门就会举行增殖放流活动以改善海洋环境。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在5月18日就放流了总价值755万元的鱼虾苗，包括长毛对虾1亿尾、日本对虾8000万尾、红鳍笛鲷（即红鱼）60万尾、线万尾。
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部湾渔业资源衰退的现状，“我记得有一年没有放流对虾，后来渔民跟我说，那年打到的对虾就特别少。”分管农林牧渔业的侨港镇副镇长林宝介绍道。
“今年春节以来，北部湾渔汛特别差，很多渔民反映下网几个钟头都没有捕捞到鱼。可问题是，如果他们不出海，就拿不到政府给的柴油补贴。”林宝说，“所以现在有许多渔民呼吁上面重新规划休渔期。就拿今年伏季休渔从5月16日到8月1日来说，这就比往年6月到8月提前了，但是渔民们认为北部湾鱼类的产卵期其实比休渔期还要早，因此他们呼吁有关部门索性将休渔期定在从春节后到5月中旬，这样或许更有利于渔业生产。”
张发兴拥有两条长38米的“大铁船”（钢壳渔船），于2009年5月共花费1000万元购置，一直在北部湾作业，“因为这种双拖网渔船比较适合在北部湾打鱼。”然而生产能力的普遍提高也带来了新问题，“现在出海，打到白鲳鱼、鲨鱼这种深层鱼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在底拖网作业，中层的‘棍子鱼’（当地渔民对经济鱼类鳡鱼的俗称）现在还稍微多一点。”张发兴说。
林宝认为，除了中国渔船生产能力的提高，造成北部湾渔业资源衰退的成因还有许多，“许多外地渔民都慕名而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鱼、炸鱼、毒鱼现象仍然存在，这就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
郭其友说，渔民总得靠海谋生，他打算走出北部湾，去更远的南沙甚至东海作业，此前不久，他刚刚将两艘木质的拖网船以300万元的价格转手，“我准备去买艘‘大铁船’，因为这要比木船安全，碰到七八级风浪都不怕。”郭其友希望政府能加大南沙渔业服务建设，“现在船快了，从北海去南沙七天七夜就到了，但来回14天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成本负担，如果政府能在南沙投资建设一个渔业后勤基地，帮助我们在那边补给淡水、柴油和生活物资，最好还能就地卖鱼，那样的话，渔民去南沙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很多。”
可张发兴却从没打算出北部湾打鱼，“去南海南沙那边打鱼，往东走，水太深，拖网贴不到底，往西走就会碰到越南炮艇。也许灯光罩网船适合在南沙那边作业，但每一条船改造成本都得要200多万元，不划算。”
作为船东，张发兴和郭其友都“斤斤计较”于行船成本。“一个航次算7天，每航次要是能生产到40万元，那么实际成本就差不多要38万元，成本里包括一二十吨的柴油，现在柴油要卖到八九千元一吨呢，还得算上人工，两条船差不多要20人，每人每天300元就得6000元，可国家给的柴油补贴一年才四五十万，我一个航次就用掉了。”郭其友说道。
张发兴算出的账目与郭其友相似，“可以这么说，现在侨港镇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渔船都靠着国家补贴过日子，可能里面还有30%拿了补贴还亏损。我兄弟里还有3个跟我一样出海，可我们四人中就我一个是赚钱的。”
林宝说，侨港镇现有渔船759艘，其中钢壳渔船200来艘。今年至今，像郭其友这样转手渔船的案例超过20起，“好多人都把船卖给了广东、香港、海南人，当然也有本地人之间的转手。”林宝说，转手原因多种多样，但不是每一个转手的上家都像郭其友那样还计划继续从事渔业。
侨港镇人口2万多人，80%的人口都从事着与渔业相关的行业。该镇的电建渔港被称为北部湾第一渔港，每年渔业产量占到了北海全市三成左右，而北海又占到了广西渔业生产的六成以上。可全镇面积仅1.1平方公里，海域面积0.4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小的乡镇。正是由于地域因素，使得渔民转产、转业困难。林宝介绍，许多侨港镇渔民上岸之后，由于缺乏谋生技能，仍然从事着渔业作业，“很多人去了合浦、防城等地搞起了养殖业。”
有着银滩的北海近年来还大力发展起旅游业，但林宝说，该行业目前吸纳的转业渔民有限。
5月19日，50来岁的林子动划着“疍家船”在银滩边招揽客人，他已有40多分钟没有做成一笔生意了，“还是当渔民的时候，日子过得舒服啊。”话虽这么说，这位涠洲岛渔民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在北部湾的鱼越来越少了，只好在3年前改行了。”林子动说，像他这样的渔民在北海各村各寮还有许多。
渔民改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收入性价比低，像林子动这样每日在银滩干活，虽然每月收入在两三千元左右，比渔船上每月收入3500元至4000元左右少，但船上生活枯燥，“一个星期都看不到一个女人。”郭其友开玩笑说。而且海上还有太多未知的风险。
“现在招工可难了，现在的‘后生仔’（年轻人）不像我们这一代，吃不起苦，还有很多人已经住进楼房，不是从小在渔船上长大的，对船上生活不习惯了。”张发兴抱怨道，许多船工坐地起价，“等我船上冰加满了，油加好了，必须出海时，突然几个雇来的船工就开始嚷着加工钱，你不得不答应他们的条件。”
为此，张发兴坦言，他最近几年都在请越南非法劳工，“这些越南人老实、肯干，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从穷地方来的，就跟我们当年年轻时候一样，为了脱贫什么苦活都愿意做。”张发兴说，他雇佣的越南人都是“不请自来”的，“他们就站在码头上，一两百块钱的价格一天（本地人至少要300元一天），他们谈好价就会踏踏实实在船上一直干下去。”
不过正是因为这两个越南人，张发兴被罚了3万元。为了严厉打击北海边防辖区偷渡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三非”外籍人员清查力度，北海边防支队刚刚开展了为期45天的打击“三非”外籍人员专项行动，接连查获“三非”外籍人员3批共15人。
江宏最近5年一直担任侨港镇的联防队员，他说越南非法劳工现象最近几年越来越普遍，“有时甚至一艘船上10个船员里有6个都是越南人。”林宝也认为，这与华南地区“用工荒”有着直接联系。
“如果未来有合法的越南劳工，我想我还是会雇他们的。其实政府应该打通这个劳务渠道，毕竟我们船东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如果没有这些廉价的越南劳工，要找到出海打鱼的本地人会越来越难的。”张发兴说。
侨港镇与越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8年由于越南黎笋当局亲苏，导致大批华侨回国，1979年6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出资建立了难民安置点——华侨渔业公社，安置难侨7700多人，这便是侨港镇的前身。
虽然侨港镇后来还开办过一期越南语学习班，但应者寥寥。“当时我逃回来时才9岁，根本就没在越南上过学，平时在家都讲白话（粤语）。”张发兴说，他与越南劳工不存在交流障碍，“因为船上要做的事情，中越两国都差不多，我手指点点部件，他们就能明白做什么。”
不过，还是有侨港镇的年轻人愿意从事渔业，比如24岁的冼世福，他已上船多年，这次趁着伏季休渔，回家与19岁的杜金妹结婚，两人都是归国难侨的后代。参加婚礼的杜小珍说：“我们侨港镇的女孩子还是非常愿意嫁给渔民的，因为在侨港镇流行一句话，你不去打鱼就只有捡垃圾。”
依照疍家人的风俗，冼世福与杜金妹的婚礼至少要操办三天三夜，16日太阳还没升起，冼家人就在侨港镇外的商品房汇海雅居小区里搭起棚子，操办婚礼。张发兴说，他这两天净忙着赶场了，“18日那天晚上我去了3家婚礼，因为渔民只有春节和休渔期时才都在镇上，再加上我们这边还有6月结婚是半路夫妻的说法，所以5月结婚的人就特别多。”
19日下午是冼世福与杜金妹婚礼的最后阶段谢媒酒，这对新人已显疲态，但亲朋好友的兴致仍然很高，他们玩着疍家人婚礼上常玩的游戏，让新人们“敬茶”——必须要用筷子平稳地码放上亲友们要求的各种水果，比如山竹、葡萄等。“寓意是希望这对新人今后在海上的生活平稳富足。”张发兴说，他们希望侨港镇的一代代年轻人能继续从事渔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