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渝中运筹帷幄 死后6年让蒙哥大汗命丧钓鱼城

　　2010年5月，渝中区巴县衙门老鼓楼遗址上，一座古代夯土高台建筑逐渐显露出它的雄伟气势。考古人员经过20多天的发掘及反复论证后认定，这是近800年前抗蒙山城体系的指挥部余玠帅府前的建筑——谯楼。

　　淳祐三年（1243年）早春的一个傍晚，一队官兵自朝天门码头舍舟登岸拾级而上，入城后直奔重庆府衙。未及歇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在众人簇拥下，登上谯楼瞭望。两江环抱，三面临水，以崖为墙的重庆城在夕阳余晖下固若金汤。

　　这个男子姓余名玠，字义夫，号樵隐，蕲州人（今湖北蕲春），生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十二月初八，祖籍衢州开化芳山（今浙江开化），是刚到重庆赴任的四川最高军政长官。

　　1234年，宋蒙联手灭掉金国，次年春，蒙古便开始自秦陇图谋四川，意在“顺江而下，直取临安”。1236年秋，蒙古军大举侵蜀，十月攻陷成都，一年中，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今泸州）、果（今南充）、合（今合川）数州仅存”，蒙军还沿江而下攻打忠州、万州等地。从1235年至1242年，经过蒙古铁骑多轮扫荡，蜀中城郭荒残，人口十室存一。

　　淳祐二年（1242年）五月，余玠入朝奏对，他向宋理宗赵昀建议全国上下都要戒虚尚实。针对宋朝重文抑武的传统，余玠说：“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理宗听了他这番话赞扬道：“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晋余玠为长农卿。六月，授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十二月，改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可先行后奏便宜行事。

　　临行之际，余玠满怀壮志地对宋理宗说：“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

　　因为余玠的到来，重庆从此成为抗蒙四川战场的指挥中心。他把位于金碧山下的重庆府衙兼作制置司府，戟门两旁张贴着一副余玠亲书的大红对联：

　　在帅府东侧，有一所住宅，陈设布置跟帅府一样华丽，这是余玠入蜀后创筑的招贤馆。馆前随时张贴着一张榜文，上面写道：“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高爵重赏……”（陈世松《余玠传》）

　　余玠大刀阔斧地施行治蜀之策。一是整顿吏治。选贤任能有功才能补官，他任用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大将俞兴守嘉定，举荐大批有志之士为司府州军守宰。二是奖罚分明。对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都统杨大全等大批战死未恤、有功无赏的官兵，他立即报呈朝廷予以追功抚恤；果断惩处寿昌飞虎军统制郑大成、权知潼川府张涓等不称职的官吏、残害百姓的将领。三是发展经济。大兴屯田，劝课农耕，复苏商业，整顿川引，蜀中粮饷渐能自给……

　　隐居西川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颇有才略，之前历任蜀帅辟召，皆不应召。他俩见余玠礼贤下士，也来帅府拜见，向余玠提出围绕合州钓鱼山筑城迁治来布置防线以守全蜀的方案。

　　这一方案与余玠在四川实施战略防御的意图相吻合，得到采纳并立即兑现“高爵重赏”的承诺，奏请朝廷授冉琎承事郎、权发遣合州，授冉璞承务郞、权通判州事，将治理合州和修筑钓鱼城的任务交给冉氏兄弟。同时，余玠还派人在蜀中形势之地广筑山城。

　　1243年3月，蒙古将按竺迩部侵蜀，余玠率军民奋起抗御，取得了大小三十六战的胜利，一改过去丧师破城的惨况。

　　一道是后卫线：以重庆为中心，西起嘉定（今四川乐山），东抵夔门，横贯长江沿线的嘉定（凌云）、紫云、神臂、重庆、天生、白帝、瞿塘以及梁山赤牛共八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三城鼎立，其势巩固。

　　一道是前沿线：以钓鱼城为支柱，由嘉陵江沿线的苦竹、大获、运山、青居、钓鱼、多功六城，渠江沿线的得汉、平梁、小宁、大良四城，涪江沿线的普州铁峰城，以及沱江沿线座城都构筑在由北向南走向的四条大江沿线，其中有三条江会注于合州，这就形成了一张以合州钓鱼城为支柱的天然叉状防御网。作为网纲的钓鱼城，是全川防御的要点——帅府重庆的屏障。这样，通过钓鱼城，帅府可起到纲举目张，“如臂使指”的作用。

　　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又一次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升任兵部尚书。淳祐九年（1249年），大渡河退敌，升宝谟阁学士，加四川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北伐汉中，由于久攻不克，蒙古援军会至，次年四月只好撤军。（《巴蜀砥柱——余玠》潘玉光编）

　　淳祐十二年（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打退蒙军。

　　正当余玠有望兑现“手挈全蜀还本朝”的承诺时，朝野对余玠却“毁誉并兴”，以丞相谢方叔为首的主和派开始从舆论上攻击他。

　　宝祐元年（1253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发庚（金）牌召其还朝，改任膏粱子弟余晦接替余玠。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五月十八日在重庆病逝，享年56岁。（余如孙《玠公墓志》）《宋史·余玠传》载曰：“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

　　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古第四任大汉拖雷之子蒙哥继位后，便着手第三次西征和灭宋。1253年命其弟旭烈兀出征中东，1257年命塔察儿（后改任忽必烈）率军攻京湖，兀良合台自云南攻广西。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统兵4万号称10万，自六盘山分兵三路入蜀，与塔察儿、兀良合台形成对南宋东西并举、南北夹击的态势。蒙哥大军势如破竹，十二月底兵锋迫近钓鱼城。此时，钓鱼城已经风历雨16个春秋，它的缔造者余玠已去世6年。“坑”早已挖好，就等着蒙哥的到来。

　　蒙哥派宋降将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被守将王坚所杀。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哥调兵遣将切断外围诸城与钓鱼城的联系，在涪州蔺市（今涪陵区西）造浮桥，在铜锣峡据险筑垒，阻遏宋军增援。

　　二月初三，蒙哥亲督诸军攻打钓鱼城。初七，猛攻一字城。初九，攻镇西门。三月，从东、北、西三面猛攻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外小堡等处，均遭失败。四月初三始，连降大雨20天。二十二日初晴，蒙军偷袭城南护国门未逞。二十四日夜，蒙军绕道攻破外城，但被王坚率军力战夺回。

　　蒙军攻打钓鱼城数月不下，盛夏来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开始流行。六月初，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水师溯江而上，冲破蒙军封锁进入重庆，又率军沿嘉陵江北上救援合州，被蒙将史天泽部击溃。

　　瘟病造成蒙军战斗力大减，王坚乘机多次夜袭蒙军营地，使其夜不得安。六月初六，蒙军骁将汪德臣单骑至钓鱼城下劝降，被城上飞石击中，不久因“感疾”死于缙云山寺中。

　　蒙军在新东门外筑台建望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大汗亲临望楼指挥，被宋军发射床子弩（八牛弩）射中。二十七日，蒙哥卒于军中（另有炮风震伤和染病之说）。蒙军遂撤围北还。（《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刘道平编著）

　　合州之战的胜利，粉碎了蒙哥与已渡江进占鄂州的忽必烈和已攻打至潭州（长沙）城下的兀良合台三军会师灭宋的战略构想，让南宋延续国祚20年。西征军主帅旭烈兀闻丧率主力东撤，余部为埃及军所败，蒙古从此不再西征，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也因此而改写。

　　2010年5月，余游钓鱼城。登高望远，感慨于巴渝先民的忠勇尚武、坚毅诚信，题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