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书让世界来读中国
似乎没有一种比图书更为合适的介质，能承载着一国的文明与文化，跨越国界，与万里之外的读者悉心交流。它们安静但富有深度，坚硬而内心柔软，它们让世界各地的心相通、意相融。因此，在又一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时，我们遍寻这样的书籍，邀请它们的作者——来自海外的汉学家们来谈一谈他们的作品，讲述他们如何与中国结缘，又如何通过自己的书写，为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增添一份色彩。
光明悦读：您在《中印情缘》一书中，追忆了您的求学、教研和结识中国妻子的经历。在这里，您能否简要向我们的读者介绍您如何与中国结缘？
狄伯杰：中学时代，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仅限于中国的长城和玄奘。在我为父亲大声朗读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我隐约记得，其中提到了般度族和阿萨姆王之战的故事，后者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然而，有趣的是，我在童年时代听大家所唱的描述中国的两首流行歌曲，一首大概诞生于印中关系亲和密切的时候，中国被视为一个富饶繁荣的国度；第二首歌和上一首歌描述的截然相反，它反映的是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前后，印度与中国相互的敌意。在高中，由于我选择学习历史和地理科目，自然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也颇有兴趣。我从学校的图书馆借到了一本题为《东亚历史》的书，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粗浅地接触到了中华文明，而且还了解了其对诸如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的影响。可能也是第一次知道了长江、黄河。真正与中国的接触始于我考上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之后。在谭中教授、叶书君教授、H.P.罗易博士、维姆拉·萨兰女士和马尼克·巴塔查里亚博士的指教之下，掌握了中国方方面面的知识，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学、文化等。后来硕士毕业又到北大进修，学习了古代汉语、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印关系等科目。我和我的妻子是在北大芍园外的排球场上认识的。恋爱关系确定后，我们的话题更多了，我的中文口语也更好了。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话，呼吁印中两国恢复以相互学习和理解为核心的“文明对话”。他曾说，“印度和中国是天造地设，因此孕育了两种孪生文明”。在您看来，两国文明有哪些接近性？
狄伯杰：我在北大念书期间，经常去打扰季羡林先生。我的博士论文，论题就是《印中两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支持和同情》。当时，季羡林先生还赠送我他刚刚出版的著作《中印友好关系史》。其实如果仔细阅读，能发现季先生的著作提倡的是“循环式”文化交流。这就涉及印中乃至周围其他国家之间思想、技术、人文等的循环式交流。佛教经典、印度两大史诗、神话故事、、变文、话剧的相互译介，《道德经》等诸子经典的梵文翻译，印中高僧的互访，制糖、造纸、造丝等技术的传播交流，都属于这些范畴。因为我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些皮毛，就敢翻译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所著的《季羡林评传》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印卷》。最近，后者的英文、印地语版都问世了。它们系统研究了两国之间的循环式交流，指出印度与中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狄伯杰：《中印情缘》（MyTrystwithChina：‘Our’FootprintsontheSandsofTime）不仅描述了我自身的经历，更记录了印中交流史上伟大人物们的足迹。他们打通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交流渠道，推动了两国的文明沟通。英文题目中的“我们”（our），包含了佛学发展巅峰及之后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诸多高僧；包含身处中国的季羡林、吴晓玲、金克木、刘安武、金鼎汉、王邦维、黄心川、林承节、耿引曾、薛克翘、王树英、郁龙余、姜景奎等，以及身处印度的泰戈尔、柯棣华、师觉月、谭云山、谭中、雷易（H.P.Ray）、叶书君（YapRahman）、沈丹森、玛妲玉（MadhaviThampi）等学者。他们持续照亮着两种文明的对话之路，即便遭遇战争时期、蛮荒年代和地缘政治冲突，他们依旧维持着两国人民心中的对话之火而不灭。中国的印度学泰斗季羡林教授认为，两国的密切交流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我们两个国家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中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发展和充实了彼此的文化，一直到今天我们尚受其益。这种交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光明悦读：您曾熟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领袖人物著作，也热爱中国的古典和当代文学，游历过西安、南京、扬州等古都以及上海等城市。您最希望把中国的哪一部分，介绍给印度读者？
狄伯杰：我已经把《论语》《孟子》《四书》，陈来所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以及《季羡林评传》《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印卷》《我与柯棣华》等著作翻译成了印地语和英文。因为有了印地语版、英文版，这些著作开始出现其他印度地方语言版本。除了上述著作外，我已经翻译完了元曲《西厢记》《窦娥冤》，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张炜先生的《古船》，这些书已经进入出版流程，不久就会问世。《红楼梦》的翻译，我也正在进行，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外我还帮助印度一些出版社出版过莫言、阿来、贾平凹等作家的著作。
西安是古都。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文物，从商周的青铜器到熠熠发光的唐朝金器，数不胜数。公元652年修建的大雁塔内，存放着佛经和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舍利。公元645年，46岁的玄奘回到唐都长安，城内盛况空前，僧人们抬着他从印度带回的657部佛经列队而行。玄奘是真正的文化大使，踏上这位中国高僧曾经行走过的地方，让人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受。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38年9月，印度党向中国派出了一支印度医疗队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柯棣华医生是医疗队成员之一。柯棣华大夫参加了许多战斗，1941年他正式加入了八路军，不久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他志愿成为中国的一名战士，努力学好中文，培养了数百名医生和护士。很有幸，我成为他的妻子郭庆兰所撰写的《我与柯棣华》一书的译者，她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说，“祝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似喜马拉雅山一样万古长青，似长江、恒河一样永远奔腾不息！”我想，这也是我的期待。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负责人
光明悦读：您在《五城记》的序言中追溯，您在英国所接受的公立教育体系，包括在剑桥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几乎不见任何关涉中国的内容。您是从萨义德东方学的知识体系里，开始了解“远东”。在英国，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彼此相互隔绝的状况，持续了多少年？大约从何时起，中国开始“存在于”英语世界里？
凯瑞·布朗：我在英国东南部的肯特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之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先修哲学，后习英国文学。这段时期，我的兴趣囿于西方传统之内，希腊哲学、洛克（Locke）和霍布斯（Hobbes）等英国思想家、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康德（Kant）等欧洲思想家，构成了此类教育的主体。在我中学的图书馆，唯一与中国相关的书籍是一本孔子《论语》的平装版，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学生来说，这本书令人费解。我在青年时代，读到过一本法国学者雅克·格奈特（JacquesGernet）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大部头著作，我尽力加以研习，可是，该书所涉及的时间轴以及对历史的叙述，似乎均无法与我熟悉的欧洲时间轴以及历史叙述形成任何关联，中国的历史似乎是一种全然不同于欧洲的时间感和叙事。我觉得直到现在，西方和中国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隔绝”状态。
最近几年，我所观察到的变化有两个：一是贸易上中国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地销售到了英国；二是英国本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留学生。这代表了中国“进入”英国的一些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英国与中国在互动上仍然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目前这个状况没有很大的变化。我最近正好在写一本欧洲过去800年来文豪与哲学家等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这本书预计于今年夏天以中英文同时出版，里面详细地描述了近800年来欧洲文人与中国的交往，以及欧洲对中国的印象变迁。
凯瑞·布朗：我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去日本工作了一年，在那期间，大概是1991年5月，我坐飞机从大阪出发，经上海到北京，旅行了一周。那时去中国很不容易，那次旅行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欣赏中国文化和现代历史的机会。中国带给我一种出乎意料的感受，既大不相同，却又十分熟悉。中国“无法为人所知”、极度神秘莫测的观念开始遭受挑战。我发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与我所来自的地方的人相差无几，人们努力地过好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子，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着各自的事务，与我家乡的情形甚为相似。从那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在系统学习一年中文之后，我在1994年抵达内蒙古，在那里的医学院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两年给了我真正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我是半个中国人了。
光明悦读：在撰写《五城记》之前，您撰写了大约20余本关于中国的书，它们关乎哪些类型？《五城记》是一本怎样的书？
凯瑞·布朗：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还有一些是关于中国外交。
《五城记》是一部自传，是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亲历的关于呼和浩特、北京、上海、西安、香港五个城市的故事。呼和浩特是我最初了解中国的地方，我在书里写了它的饮食、城市布局、大学生活、历史，写了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诗歌里的“夏都”在当下是怎样的状态。北京是一个开放、宏伟的政治中心，我写了我的外交官生活，写了紫禁城、长城、公园，写了在北京生活衍生的哲思，我还写了北京的传统与现代。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我写了外滩、建筑、新金融中心，以及它的友好城市之一利物浦与它的交往，书中有我对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我写了它的博物馆、大雁塔、半坡遗址等古迹，以及这座城市沉淀的意义。至于香港，我写了它的日与夜，以及我造访它时所带有的情感负担。
在书里，我将我所知道的中国“和盘托出”，将中国的“不可知性”以及如何超越这种“不可知性”转化为一个中国故事，尽量将故事讲得坦诚，实事求是。本书所说的，总体而言，是原本的英国梦如何在我身上转而化作了中国梦的故事。
凯瑞·布朗：这本书以中文版和英文版两个版本同时出版，是给中国人看一看英国人眼中在中国的生活，也给英国人看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怎么生活。我觉得，书本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人民。我们必须找到共通的地方，比如英国人特别喜欢文学，中国人也为他们的文学感到自豪。英国人和中国人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好像中西方现在很容易找到对立面，但我在写书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其中找到双方的共同点。
光明悦读：您在《五城记》中简要比照了莎士比亚与曹雪芹，说他们都擅用暗喻。他们二人及其文学作品有哪些相似性？能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哪些观照？
凯瑞·布朗：我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喜欢的是《红楼梦》中的语言、随处可见的引用和典故，以及文字间隐含的寓意。莎士比亚的创作与此类似，他笔下的许多戏剧并非只有叙事，他的语言丰富多样，读者通过语言可以感受其中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情感表达。书中我还简单比照了《追忆似水年华》和《红楼梦》，作为文化的平行文本，它们在各自的国家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据我所知，《红楼梦》有大量的对话和对一座园子里跌宕起伏的人物关系的描写。《追忆似水年华》有大量关于派对、大型宴会和群体讨论中人们互动的描写。虽然曹雪芹和普鲁斯特的创作方式不同，但他们的目的类似，都是通过小说语言的内部隐喻和情景化处理，让故事的内容比表面看上去丰富得多。
光明悦读：您的《顾彬唐诗九讲》一书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本从德国当代哲学视角来解读中国唐诗、甚至中国文学的书。您能否简要向读者解释，运用这一视角您有什么样的发现？
顾彬：有中国学者曾说，我用德国当代哲学的视角来解读唐朝诗词，就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做法。其实，在其他学科领域，我也早已做过这样的尝试。2011年到2019年，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哲学。我在德国Herder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一共有10卷，是用德国20世纪哲学提出来的问题，来解读孔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
既然，古老的东方哲学可通过德国当代哲学视角与读者相见，那么，唐诗有何不可？人们往往认为，唐代文人对人的存在等问题的思考，跟我们今天的考虑完全不一样。然而我发现，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古人与今人的思维方式仍然有很多共同点。简单地说，这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基本特点。德国理想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谢林（Schelling），第一次从人的渴望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存。有不少德国当代哲学家继承他的“衣钵”，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我发现，这一理论，即使在遥远的中国唐代，也能从诗歌中找到存在的证据。如李白的《乌夜啼》，描写了女人与窗的关系，这就是盼望，希望丈夫早日归家。德国画家（CasparDavidFriedrich）画过很多女人透过窗户看外面的画作，表达的是相同的渴望。将视野延伸得更广阔一些，我们可以从杜牧的《赤壁》中读到“偶然性”，从李商隐“来是空言去绝踪”里读到“等待”，从王维《竹里馆》里读到“孤独”，从白居易《耳顺吟寄敦诗梦得》里读到“放松”……这些都是德国当代哲学热衷讨论的重要话题，我们可以从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古老诗歌里找到证据。
最为重要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从欧洲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唐诗、思考唐诗，这不是恰恰说明了——唐诗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吗。
光明悦读：在书中您提及，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您接触到了李白的诗歌，于是您开始学习汉语。后来您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专业，选择汉学作为主业。能否讲述，自那时开始您与汉学、与中国结下的缘分？
顾彬：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开始寻找“人”，寻找人存在的意义。我最先学习的是哲学，然后转念神学。不过，我从大学开始上神学的课程时，我仍然找不到“人”。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一位来自汉堡市的年轻诗人给我介绍了孟子、李白等东方先贤，我觉得我应该学一点古代汉语。我似乎一下子，从东方古老的哲学与诗歌中，找到了“人”。当时我凭我的直觉，从神学转学汉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目前，以我的观念来看，仍然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中世纪的诗词教会了我，我们人的存在是什么。
光明悦读：您的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在波恩大学任教期间，主编了10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了其中《中国诗歌史》一卷。您能否介绍，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情况？
顾彬：提到这个，我的心血在流。在中国文学翻译、介绍方面，德国曾经有过很强的优势。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文学，虽然我们的翻译家人数很少，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什么都翻译过、介绍过、书写过，一些著作的出版比美国要早得多。但是我们目前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重点基本上从古代转到了当代，从文学转向了经济、政治。目前还在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跟我一样都是退休的老教授或者大学之外的学者。当然，我是波恩大学的终身教授，每个学期还是会给学生上课，但是自从我2011年到了北外、2019年到了汕头大学以后，我都在德国之外的中国国内教授中国文学、哲学。我认为，中国文学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值得继续研究。
光明悦读：您认为，中国与德国最主要的文化差异是什么？您在撰写著作时，试图怎样去增进对话？
顾彬：从哲学视野来看，没有差异。你们比我们懂马克思！懂德国人。不光是研究马克思的学者，研究其他哲学家的中国学者，也有很多来德国的学术场合进行公开讨论。学术的交流，没有国界。我们去年不是修缮了恩格斯故居吗，故居对面就是中国赠送的雕塑。我和我的学生去过、看过、谈论过，其中也包括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
光明悦读：在您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的50余部专著、译著中，有六卷本的《鲁迅选集》，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寒夜》，您也译介过当代诗人北岛、翟永明等人的诗歌。如果选择一位唐朝诗人译介绍给德国读者，您最希望介绍的是谁？为什么？
顾彬：有时我开玩笑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爱李白，老了之后就爱杜甫。我翻译过诗人王家新、西川的作品，他们满口都是杜甫的名字，他们也老了。我们老了之后，开始有了很多思考，原来想过李白似的生活，想多喝白酒，但是现在要少喝。西川老在路上寻找杜甫，王家新老是在纸上跟杜甫打个招呼。我呢，我还是爱李白。杜甫是地上的，李白是天上的。我也想跟他们见面，故去之后我不是可以上青天吗。李白是天空的仙人，我还是想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