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他解决了世界难题改变了数以万计差生的命运让奥巴马教育顾问团队惊叹不已
2011年，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官网上播放了一段视频，名字叫做《教育的强力执行者和成功改革者——中国上海》，讲述的是上海市闸北区第八中学（以下简称“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的成功教育及其首创的委托管理农村薄弱学校推广成功教育的经验。成功教育已被全球关注，美国公共电台、英国BBC、日本NHK、德国电视一台、法国费加罗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竞相报道。
同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教育顾问卡梅尔·布丁率一个30多人的高层教育代表团来沪访问，点名到闸北八中考察，卡梅尔·布丁兴奋地说：“闸北八中做了一件美国一直想做，但不知道怎么做的事。”
你或许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市闸北区居住着底层的产业工人，他们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里的孩子一出生便意味着贫穷。那时的闸北八中是人们眼中臭名昭著的“差生集中营”，学校接收的是全市学习成绩最拙劣的学生。有顺口溜这样唱道：“八中八中，大门朝东。流氓成群，打架成风。”
若干年后，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安达维教授在访问闸北八中回国后，将校长刘京海的成功教育经验在美国教育学会年会上做了专门介绍。美国赫特里克电影制片公司在哈佛大学了解到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后，专程派人来校现场拍摄和采访，制作了《走出生活的底层》专题片。摄制组站在闸北八中四楼教室俯拍整个大洋桥时，还留下了那时棚户区的影像。
拍摄期间，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对他们说，“在中国，朴素的人权观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受教育的权力。剥夺孩子现在受教育的权利，就剥夺了孩子未来幸福生活的权力。”摄制组的成员们被刘京海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们说，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
“我从来不抢其他学校的好教师，不抢其他学校的好生源，不抢学生的时间。我们学校招进来的一般都是中下水平的学生，但他们同样需要良好的教育，也可以通过学习到达成功的彼岸。”
在上海滩的学校中，有如此底气和魄力的，非刘京海校长莫属。而刘京海对教育的独特且深邃的理解，或许源自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刘京海出生于1950年，父亲是山西省灵石县人。家里拥有六口砖窑，在民国初年山西贫瘠的土地上，可谓富甲一方。父亲兄弟三人，每人两口窑洞。“都是一百年前的砖头砌的窑洞了。” 刘京海回忆道。1936年，刘京海的父亲将两窑洞的麦子全部分给穷人，抛妻弃子，散尽家财，参加了红军。
1955年，刘京海5岁，父亲带他回过一次老家，人们才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他上树采枣子、打核桃，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回故乡。皖南事变以后，一批老红军与抗战大学重组新四军，从陕北走到苏北。解放后，父亲和母亲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主动请缨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农场做管理工作。据刘京海介绍，当时上海在这里建有三个农场，主要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作为“革命的后代”，刘京海在大丰农场度过了颇受尊重而又愉快的童年。
孩童时的刘京海是个特别调皮的学生。上课时，只听老师讲一遍，就坐立不安，在课堂上捣乱，经常把老师搅哭。2000年的跨世纪教师节，中国教育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新疆电视台三地大联播。刘京海的学生有的做了厨师，有的做了警察，有的做了护士，相约教师节到学校看望他。刘京海当时在北京，通过上海教育电视台，身在两地的师生意外地在晚会荧幕上相见。作为师者，刘京海激动万分。他说，“你在找你们的老师，我也在找我的老师。”在教师节大会现场，刘京海讲述了孩童时代对他人生有着深刻影响的两位好老师。
小学四年级时，刘京海遇到了语文老师王克训。和往常一样，上课10分钟后，他就开始捣乱。王老师没说什么，讲过第一遍后，拿了一摞连环画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意思是：“我知道你懂了，现在可以看书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孩子们拥有一本小人书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何况一摞，刘京海高兴极了！他说：“从此以后，她上她的课，我看我的书，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让刘京海毕生难忘的还有五年级的班主任杨凤珍老师。杨老师发现他性格多变，喜好无常，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封了他一个“官”——墙报干事。让他主管绘制班级黑板报的报头。那时候的内容不是画刘胡兰就是董存瑞，画完了，同学们说这里不像，那里不像。刘京海是个好面子的人，就不断地修改，等画像了，又要画新的报头了。他后来反思童年教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坚持成功教育研究已逾30年了，到底是什么支持着我始终孜孜不倦地进行改革尝试，我现在才醒悟：我的恒心和执着来自于那位老师，那一个报头。”这段话后来写在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京海的《成功教育随笔》里。
若干年后，刘京海找到了这两位老师，杨凤珍老师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三尺讲台。王克逊老师后来从上海回到了浙江老家，刘京海几经辗转，整整找寻了30年，终于得知王老师一直在浙江建德实验学校任教，于是自己驱车前往浙江看望老师，陪她游览千岛湖。又将老师接到上海，带她品尝上海的美食，逛景点，看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以此来答谢师恩。
如果说童年的刘京海是幸运的，那么中学时代的他则经历了镌刻在那一代人身上特有的既悲且壮的历史印记——。
1964年，刘京海考入省重点学校——大丰中学，就读期间，他的成绩非常优异。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文革开始后，父亲突然被定性为“叛徒”。刘京海一下子从“革命后代”变成了“反革命后代”。只有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大约才能够理解，刘京海彼时的痛苦，是无以言表的。
1970年，父亲在被关押期间生了病，一口气上不来，送到医院时，已经晚了。第二天，家人才得知了父亲离世的消息。回忆那段灰色的日子，刘京海还记得，16岁那年，父亲被隔离审查，父亲气喘病发作后，不给吃药，导致身体。这些悲痛，或许是那一代人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
和影视剧中的知识青年一样，刘京海和他的同学们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正是那段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让他拥有了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耐性与韧性。为了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刘京海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睡在牛棚里，两个小时起来一次，喂牛吃草，打扫牛粪。“每两个钟头，拿着大勺子给它闻，这样牛就大便或者小便了，然后再用铲子把牛粪铲走。”如今，已然花白头发的刘京海回忆起那时的劳动经历举重若轻。他一个人要管二十多头牛，晚上就睡在牛棚里，将一块稻草垫在地上，一块稻草盖在身上。每天除了插水稻，挖牛粪，还要和做过关东军的马医生学习兽医。任何事情都力求做到最好的刘京海显然是这位赤脚兽医的“得意门徒”，以至于他后来回上海求学时，马医生抱着他不让他走，“我要将兽医中最高层次的治马技术传授给你。”马医生认真地说。
与其说追求成功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信念，不如说苦难和挫折可以历炼出成功的品质。刘京海相信心中有梦，脚下必有远方。为了成为“能教育好的子女”，他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最终在全连200多人中被选为指导员。
毋庸置疑，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有一个不灭的大学梦，刘京海更是如此。期间，各类各级学校基本停课，近百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利好的消息是：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工农兵大学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推广，刘京海申报了复旦大学。基于日常工作的出色表现，整个连投票推荐上大学，刘京海的票数是最多的。
生活的际遇是一道又一道的谜题，总是叫人琢磨不透。爱它时，芳香沁脾。恨它时，万念俱灰。就在刘京海一只脚已经迈向大学校门时，他被军代表告知，因为父亲成分不好，生产队不能在推荐信上盖章。一起下乡的同学都知道，刘京海在中学时是有名的好学生，全县100多万人口，省重点中学初中部直招4个班，每个班50人，刘京海不仅顺利考入了重点中学，而且当上了班长。“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刘京海坦言。
刘京海从小就有做军事科学家的梦想，不能读大学的那一刻，他彻底绝望了。然而生性好强的他，骨子里有一种不屈的力量。一天清晨，他照例早起去放牛，在草荡里，他看到牛吃的是草，喝的是冷水，牛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能生存，刘京海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心想：“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吧！”
1972年，上海中小学缺教师，就在市属农场中选拨一些知青，经过短期培训后，去当教师。刘京海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据他回忆，1968年大串联前的一年时间里，学校停课，无所适从的他跑到同学工作的看守所，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从四大名著到西方巨著，刘京海如饥似渴的阅读，让他具有了独立思考和认知世界的能力。他在阅读中受益，他说自己后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与他热爱读书息息相关。在后来的从教过程中，学生们常常钦佩刘京海校长学识渊博和“无所不知”。
华东师范大学的思常平老师是“保皇派”，得知刘京海的成分后，一直对他很照顾。由于学习期间出色的表现，毕业后，刘京海被分配到上海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这是当时所有工作中最好的一个岗位，刘京海却做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决定。他找到思老师，负责任地说，“我不去！工作不是为了舒服，我一天书都没教过，怎么能编教材？”在每一个人生的关键时期，刘京海都是简单思维。最终他被分配到了上海市闸北区做教师，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那时的刘京海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功教育有一天会改变数以万计差生的命运。
回首三十余年成功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刘京海感慨良多。若干年前，他还是有着军事科学家梦想的意气风发的青年。和他一起做知青的同学，保送上了复旦大学，后来做了外交官。若干年后，刘京海稍微拳曲的头发已渐斑白，脸上挂着一副粗大的黑框眼镜，说起话来自信睿智，声音浑然有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教育投入了深沉的热爱。他的老师们说，“如果刘校长做了外交官，中国会少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热爱学习，一直致力于中国教育的变革。”
2019年，刘京海卸任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动委托管理并继续继教育信息化的深度探索，期望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在成功教育中受益。他是成功教育的创始人，数十年的日夜无眠，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成功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他让“差生”有机会走向自己的人生梦想。
他认为：差生之所以学习差，是因为经历了学习反复失败的过程，反复的挫败让他们失去了自信心，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要使差生变成优秀生，方法非常简单－－－－老师得把差生当成天才来欣赏和培训，不断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取得成功，在反复的成功体验中，培育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自主成功。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教育则认为“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如果说成功教育从1987年推行到此后的三十三年，针对“差生”提出了解决世界教育难题的中国方案，得到了世界对中国教育的认可。不如说成功教育只是上海教育乃至中国基础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的一个剪影。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开展“国际学生测试项目”（PISA），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参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教育评估项目。该项目每三年进行一次，对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与科学三门学科进行测试及国际比较。2009和2012年，上海两次参加PISA测试均取得世界第一的优异成绩，由此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度关注。
2012年，《上海教育》在采访时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时，提出“通过PISA测试，上海教师队伍的水平受到瞩目，上海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的问题。张民生说，“文革”以后，上海中小学教师队伍受到严重破坏，那个时候教师达标率非常低。而今天，上海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几乎是100％，而且达到高一层次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也有相当的比例。
上海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从学历的补偿教育到教师的继续教育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作为全国教研的领头者，尤其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结合，多年来教师参加科研、教研、德研已蔚然成风。而针对学校的校间差异，上海市在1995年启动了薄弱学校更新工程，三年间改变了230所薄弱学校的面貌。张民生特别例举了以推进“成功教育”而成为全国典型的闸北八中，不仅摘掉了薄弱的帽子，而且还通过委托管理，改变了其他学校薄弱的面貌。
时间回到1987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义务教育条例”，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快速培养人才。当时的上海市闸北区是劳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比较多，贫苦人民比较多，他们的文化水平、居住情况和经济情况差距比较大。全区一共35所学校，有1／3的薄弱初中，这些学校初中毕业生合格率仅为40％，而闸北八中的合格率只有20％。为了贯彻和执行义务教育的条例，探索“薄弱学校质量提升”这一全球教育难题，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青少年，不分性别和民族，都有接受九年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项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教育实验在上海市闸北区的薄弱学校——闸北八中启动了。
此时的刘京海，已从闸北八中的副校长调任闸北区教研室工作。有一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那时他回闸北八中做调研，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一位学生回学校看望老师。有一段时间看不到这个学生了，刘京海很纳闷。老师告诉他，这个学生因为帮朋友打群架，对方被打死了，而致命的一刀是他砍的，已经被判处了死刑。刘京海听后感到惊愕：“这个学生挺好的，每次来看老师都很礼貌，他不是坏人，怎么会这样？”这件事情让刘京海痛心的同时，也坚定了他对差生教育的探索和研究。他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是优缺点同在的。
1987年至1990年三年间，刘京海以闸北区教研室副主任、科研室主任身份承担以改变薄弱初中面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的课题研究。他以闸北八中一个年级为试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通过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扎根实验，几千万字资料的考证和研究，刘京海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得出结论，“差生”既有学业上的困难，又有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上的毛病，还交织着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必须从改善“差生”对自我的认知做起。1994年，刘京海辞去闸北区教育局科研室主任，选择担任闸北八中校长，致力于将成功教育深化扩大。
大约很少人能够理解刘京海的反向流动，他这一次的选择又是简单思维。教育局领导动员他到闸北八中做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培养你做名校长。”刘京海很生气，“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引诱我，你这么说我就不去了。如果你告诉我闸北八中有困难，希望我能把学校搞好，我就去。”
刘京海有自己的思考。第一，这个课题刚刚开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第二，这个成果能不能推广？他当时查阅了国内外的所有教育资料，一个教育实践成果在全世界还没有推广的先例。刘京海笃定，既然是好的成果，就一定可以推广。但是怎么推广，用什么方法推广，彼时他并不知道。
1987年，我的女儿在幼儿园，有一天，她对我说：“爸爸，你在研究差生，我告诉你，我们班也有五个傻瓜。”当时我很奇怪，幼儿园里没有考试，孩子怎么会知道班级里有五个傻瓜。女儿的班主任是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她应该不会给学生贴标签。我问女儿，你们老师这样说过吗？女儿说，当然不是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很简单，每当老师提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回答不出来。
无独有偶，我的老师曹子方教授告诉我，她作为高级顾问曾参加市级优秀示范幼儿园的验收，发现每个幼儿园，绝大多数姓名旁边都有小红旗，但总有几个孩子没有。曹教授询问起此事，全体幼儿一起回答：这几个人是坏蛋！
教育的初衷和教育的结果如此南辕北辙，恐怕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始料未及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儿童喜欢称赞，喜欢活动，喜欢成功。因为事情成功，一方面固然自己觉得很有趣，还有一方面可以得到父母或教师的赞许。
刘京海深刻地体会到：学生的失败体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我们的教育一直在证明学生是差的，而求知的过程中，往往失败多于成功。当全世界都在聚焦精英教育时，刘京海以独特的视角开始关注差生和普通学生的教育。
“差生教育”的探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自1987年开始，上海市闸北八中“薄弱初中语数外综合改革”的课题在刘京海和团队的多年努力和反复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性效果，这期间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让刘京海释然，反而更加迷茫。他和课题组无法解释阶段性效果背后的原因，在思考内在逻辑的近半年时间里，刘京海几乎进入了“疯魔”的状态。
刘京海的妻子施月芳在上海中山医院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于是刘京海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幼儿园。那段时间里，他每天思考差生问题，有几次下班后稀里糊涂就回家了，直到幼儿园老师把女儿送回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接女儿回家。门房的阿姨说，这是不是亲爸！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忘记买菜，丢三落四，常常恍惚。“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完全沉浸在这个课题里，每天晚上思考这个问题，经常失眠。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研究的，我并不比别人聪明，要想做得好，只有花时间。”刘京海说。
那年，弟弟从部队回上海办理转业手续，在家里住了半年。有一天弟弟对他说，“哥，你真的很不像话！”并列出了他在家庭中的十大错误。刘京海说，“你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不会改。”弟弟当时就发火了，“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嫂子够包容了，你再这样下去，她会跟你离婚的！”刘京海对弟弟说，“我为什么不改，我觉得这个课题就要突破了，但是什么时候突破我不知道，在哪里突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把精力全部集中在这件事情上。”
刘京海终于发现，所有的改革措施内部都有一个连接点，而这个内部的连接点都与“成功”有关。他和课题组讨论：改革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学生成功的教育”。学习反复失败是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越来越差的主要原因。教育首先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帮助每一个学习困难的学生获得自信，找到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这句话一说出来，整个课题组异口同声，这就是核心！后来媒体在报道时去掉了“帮助”两个字，就叫做“成功教育”。
第一阶段为“帮助成功”。学生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它素养也会相应提高。这是针对学习困难学生反复失败的课堂教学的实际提出的一种带有矫治性策略的模式。教师以“低起点，小步子，多活动，快反馈”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积极模仿、反复操练，在教师的帮助下获得成功。
通过反复成功，使学习困难学生成功心理得到恢复，基本学习习惯得以形成，基础知识和能力得到提高。“低、小、多、快”的教学策略对薄弱学校和困难学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这种传授、模仿的教学背景下，学生长期依赖教师，缺乏自主性学习，其自主意识和创新能力就难以形成。
第二阶段为“尝试成功”。它对“帮助成功”的局限性，提出进一步的改革策略。变单纯的教师传授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五个一”方式，即“猜一猜、试一试、想一想、做一做、议一议”。学生通过积极探索与尝试，增强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获得较高层次的成功，即使学生争取成功的能力和成功心理得到较高层次的发展，逐步产生自我期望、自我激励。闸北八中针对学生实际，对原有课程和现有教材进行调整，包括调整教学要求，调整知识序列，调整教学时间，从而形成了教育思想、课程、教材、教学模式四位一体的整体改革。
1990年，成功教育明确提出：成功是成功之母。差的学生是因为学习反复失败造成的，学习反复失败人的自信心就差了，自信心差了学习积极性就差了，然后成绩就差了。
怎么办？帮助学生成功、恢复自信、恢复学习的积极性。又经过20年，总结为“失败也是成功之母”。
为什么呢？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学生总是成功骄傲了，那么让他失败也是让他避免骄傲。它跟原来的“失败”有不一样的地方。它有以下特点：1．过程中的失败。2．指向成功。
第三阶段是“自主成功”。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主成功仍需教师的帮助指导，但是与第二阶段相比，教师帮助的作用隐性化，学生主体的作用显性化。这一阶段教师引导学生产生自我期望和要求主动争取成功的机会。经过自主成功阶段的循环，学生逐步做到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能自我激励，形成积极、稳定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内部动力机制。
成功教育改变着无数学生的人生。毕业于上海司法警官学校的法警楚庆生回忆道：“如果没有成功教育，我可能就在铁窗里了。”
楚庆生的爷爷是武林高手，父亲楚福建练过举重。1991年，11岁的楚庆生荣获上海武术比赛个人基本功冠军。可是因为他到处惹祸，迷恋电子游戏，学习成绩极差。在年级组的留级生名单中，老师写了他的名字。刘京海看到后，和老师商量，“他确实到了留级的标准，但是一旦留级，也许会自暴自弃。他有武术特长，一旦被中专或者职校录取，说不定会有好的发展。”
刘京海第一次见到楚庆生，就满怀信心地说：“你的武功这么好，脑子一定非常聪明！如果你把功夫稍稍用在学习上面，成绩肯定会上去。”
刘京海校长的这几句话，促成楚庆生命运的转折。楚庆生后来回忆说：“过去在学校里，我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埋怨、批评和讽刺、嘲笑，使我从心里认定自己是个人见人烦的坏学生，就连我的武功也似乎成了罪恶的证明。可进了闸北八中，连刘京海校长这么有名的人都瞧得起我，我太幸福了。”
让楚福建父子意想不到的是，刘京海校长不但重视学生学习，还热心支持学生练武，并聘请上海体育学院的武术教练来校执教。一些武术界的朋友大为好奇，纷纷问他：“庆生，你离开了体校，在闸北八中怎么练武术？”楚庆生回答：“刘校长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虽然不懂武术．却教我用心用脑练武。”
后来，楚庆生因为武术特长，考取了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他对刘京海说，“不是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也许关在里边的就是我。”刘京海深谙自我心理学，他说，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才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上世纪90年代，成功教育在上海市闸北八中实践后，在全国引发广泛讨论。1990年6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亲赴八中考察，予以充分肯定：“成功教育”经过总结和完善后，很可能会帮助我们摸索出一条把基础教育由升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素质教育模式的新道路。1994年夏，时任国家副总理在部分省市教委主任座谈会上号召，全国要推广“成功教育”，学习八中经验。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96年时，“成功教育”不但已被我国基础教育界广泛接受，而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秘鲁、奥地利等国派出了专家，前来闸北八中登门取经。
2005年，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闸北八中在全国首创委托管理农村薄弱学校，尝试教育管理的新模式。即：管学校——由新区政府管；办学校——由闸北八中创办的民办教育咨询机构来办；评学校——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评。闸北八中先后委托管理上海7个区县24所农村薄弱中小学校。委托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打破了农村学校能量低层次守恒的状态，建立了一支具有强烈教育情怀的教学和管理团队，大面积地提高农村和薄弱学校办学质量。
2009年PISA测试，上海成绩全球最高。国际经合组织（OECD）在上海提供的众多经验中选择了刘京海首创的“成功教育”与委托管理经验，并派出专业团队拍摄视频，在OECD官网播放后，引起强烈反响。
2011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教育特别顾问率领了近30余人的高级教育代表团专程到闸北八中访问，并在2012年邀请刘京海去美国纽约培训美国校长和教师。随后成功教育形成了一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被推广和借鉴。
2010年，刘京海代表上海受邀参议一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25个城市市长会议。会议推选了一批国家城市发言，上海也在其中。上海介绍义务教育的优质发展，俄国的莫斯科城和印度的新德里城介绍平民教育以及西部家庭孩子的教育。“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恐怕义务教育的推行过程都有处于环境不利的孩子。而我听了两个城市的发言后，非常同情他们的现实处境。当时我也在内心思考，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义务教育时，政府非常有定力，一定要解决不同区域内孩子义务教育的问题。通过教育队伍的改变，学校办学水平提高，来缩短校际之间的差异，让处于环境不利的孩子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
实践成功教育多年来，刘京海深有感触。他说，以成功教育为典型的这样一种学校实践，是推行义务教育的政府行为。而自2009年开始，上海基础教育在全球取得的成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教育要让孩子建立对自身的自信，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民工的子弟，这就成功教育的核心理念。对于差生的研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也是全球教育问题，刘京海的成功教育提出了解读世界教育难题的“中国方案”。
美国弗吉亚教育学院院长邀请刘京海在美国最顶尖的教育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成功教育”的论文，刘京海婉言谢绝了。“第一，我非常感谢您的邀请；第二，西方教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教育的研究方法不同；第三，我没有办法按照您的论文格式及要求来完成。”刘京海回答道。
谈起中西教育的不同，刘京海认为，西方教育是把需求困难的学生分成各种各样的障碍，然后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对现象进行细分。目前美国所有学科的形成都是细分的思路，他们是结构式的研究，所以更像西医的方法。而中国的教育则是进行整体的研究，一个差生的问题是由多方面形成的，采取对策是多方面的，形成的效果也是多方面的，就像中药治病，抓了一把药来调理，你不知道是哪一味药起了作用，但是却能够治愈，这是内调式的思想方式。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事实证明，解构比建构对教育研究来说更有价值和意义。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刘京海是中国数十万校长中普通的一员，而他身上所具有的艰苦卓越、踏实刻苦的个体精神又是数十万校长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刘京海的所思所想在办学实践过程中进行了验证，又用实践的结果来建构自己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需要这样优秀的教育科研工作者，而我也赞赏他脚踏实地、扎根办学的实践坚持。他的身上有一种突出的个性品质，这种品质是对教育理想的追求以及对教育真谛的理解。”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原院长蒋敦杰在深入了解了成功教育、委托管理和信息化教育后，这样评价刘京海。
2004年9月10 日第十九届教师节，时任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荣获首届 “上海市教育功臣”光荣称号。此后，他所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他最感谢的人是妻子施月芳。上世纪70年代，施月芳作为知识青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医院工作。在刘京海的心目中，施月芳不仅是一个好妻子，更是一个好医生。“她工作兢兢业业，从来不说患者一分钱。本来是可以凭高级职称的，我工作忙，她要照顾孩子，就牺牲了自己。”刘京海谈起妻子施月芳时，难掩内心的感动。
“那时候评职称要看科研，我们那个年代，初中只读了一年就上山下乡了，回到城里做了工农兵大学生，只会一些简单的应用英语。在工作中只要兢兢业业，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评职称，要有科研成果，我上海市和全国科研成果都有的，但是要有英语考试。那时候孩子还小，刘校长工作又很忙，我身体也不是很好，每天晚上去参加补习班回来，到家将近10点了，看到女儿还没睡，她说，‘妈妈不回来，我就不睡觉’，我很心酸，觉得算了，就不要了吧！”
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施月芳有着中国传统女人的温良贤德。“我们这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在一个家庭中，就是要男主外女主内。”当刘京海因为自己的工作拖累妻子的职业晋升感到愧疚时，施月芳坦然地说，“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想开一点，月亮不是天天圆的，它有时候缺一个角。你专心工作，咱们家里，就让我来缺这个角，把家管好。”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人生向内。成功教育就是从外压式的教育转变为内调试的自我教育。在多年的生活体验和教育实践中，刘京海清醒地发现，中国教育道德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利他。
《礼记·大学》中有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刘京海和施月芳这对伉俪用毕生实践着利他的人生信条，他将自己对教育的最深层的理解和最深沉的热爱身体力行地传递给老师、学生和越来越多的人。
已近古稀之年的刘京海爱上了垂钓，只要一有空闲，他便会带着他的鱼饵和钓竿来到绿意盎然的河边放空自己。“钓鱼就是练静功，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平心静气。”刘京海将垂钓的心态分为六种境界：一、钓不到鱼很激动；二、钓到小鱼很激动；三、钓到小鱼不激动；四、钓到中鱼才激动；五、钓到大鱼才激动；六、不论钓不钓到鱼都心如止水，不激动。作为上海市垂钓学会副会长，刘京海坚持垂钓多年，大约正在走向“荣辱不惊”的境界。
2018年，已年逾68岁的刘京海，主动谢绝领导挽留，辞去了校长职务和法人，让年轻人提早接班，快速成长。
早在2012年，他敏锐地认识到，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会带来教育革命性的变革，他和班子一起启动了“BYOD移动终端常态化应用”的改革项目，2015年实现了全体学生自带平板，跨时空学习，并把此称之为成功教育的二次革命，项目入选了教育部信息化典型案例，研究成果获得了市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学校被评为市首批信息化标杆培育校。
2020年5月，刘京海办了退休手续，他回绝了教育局继续聘任校长的任务，还回绝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任，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他的事业。
他担任了由闸北八中牵头的教育部科技司研究项目的总顾问，2020年闸北八中教师节，年逾70的刘京海向老师们宣布了他人生第四个“八年抗战”，因为94年，44岁的他辞去区教科研室主任到八中当校长，他以为做到退休16年，所以他说他要用二个八年抗战时间献给成功教育，结果他68岁辞去校长，一共做了三个34年，超过了三个八年抗战。
年逾七十的刘京海动员八中班子和老师们一起，在智能背景下，通过“因材施教因人导学”，培养更多的负责任的成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