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诗人与劳动诗歌

　　恩格斯将劳动看作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从进化论角度来看，由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人类祖先可以用手从事采集食物和搭建住所等基础性劳动。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种技能在世世代代中延续，人类逐渐培养出书写、绘画以及制造等复杂劳动能力。在知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复杂劳动逐渐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技能。相比而言，作为人类的基本技能，基础劳动逐渐成为极为普遍，甚至平凡的行为。似乎可以说，人们已经如此熟悉诸如耕地、修补以及收割等行为，以至于很少有人思考这些基础劳动背后的哲理。

　　劳动不分贵贱。每一种有价值的劳作，都蕴含着纵横交错的深意。英语文学中隐含着一条在劳动中歌颂生活、反思共存的脉络，以谢默斯·希尼、罗伯特·弗罗斯特以及威廉·华兹华斯为代表的劳动诗人专注于在基础劳动中挖掘生活的哲理。分析这三位分别来自爱尔兰、美国以及英格兰的诗人及其作品，可以发现诗人们对家庭、邻里以及自然的认识都远远超出了平凡的劳作层面。

　　对于世代务农的劳动者，耕地是必要的生存途径。提到洋溢着土壤和诗文味道的绝佳组合，不得不提起爱尔兰诗人希尼，他既是歌颂劳动行为的诗人，又是自幼从事田野耕作的农民。事实上，从他创作的劳动诗歌来看，将劳动模范诗人这个称谓赋予他毫不为过。1939年，希尼出生在北爱尔兰的德利县，父辈没有文学基础，终身在田地中耕作。在《割秧者》这首劳动诗歌中，他歌颂了在田野里切割土豆秧的劳动者；在《挖掘》中，希尼也以家乡的农耕生活为题材，记录了在田间劳作的父亲和祖父，并将这种耕作和自己的文学创作相映衬。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希尼是一位观察者，他可以在远处赞美那些俯身采摘的劳动者，也可以透过窗棂去观察挖土的父亲；希尼也参与到劳动中。在《追随者》一诗中，希尼以参与者身份讲述了一幅陪同父亲共同劳作的经历。细读这首诗歌，可以从地道的文字中品读劳动诗歌的韵味。

　　希尼肯定父辈艰苦且卓绝的劳作。诗中最初回忆起自己踉跄地跟随父亲在莫斯畔艰苦劳作的情景：“父亲赶着马拉犁耕田，/他双肩撑圆，像满帆扯紧/在犁把和犁沟之间。”父亲一贯拥有高大的形象，凭借厚实的肩膀为下一代遮风挡雨。正如叙述者的父亲一样，他在日积月累的艰苦劳作中锻造了强壮的肌肉。放眼望去，田野间留下了一道道沟垄，留下令人遐想的田间美景。在少年看来，父亲挥动浑圆的手臂驾驭着马匹，当“马在他的吆喝下使劲”时，父亲就像是在与层层海浪奋战，是为子孙指引人生航向、引导子孙奋进的舵手。此外，希尼也敬畏父辈高超的耕作技艺。他肯定父亲是一位熟知耕作技艺的“行家”，除了“会装妥挡泥板和修好锃亮的钢尖烨头”，还能熟练地驾驭马匹，“眯起/一只眼睛，瞄准地面，精确地把犁沟测定”。此时的父亲犹如手持测量仪器的工程师，在田野间精确地丈量着地垄之间的距离。当人们犁地时，犁上的刀片以圆周运动把土翻过来。此时，父亲犁过的“地表层翻卷过去而不裂断”，足可以说明诗中的“地表”不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将年幼的希尼与父亲联系起来的土壤。

　　希尼的记忆中珍藏着父辈悠久的家族传统。父亲的脊背是叙述者观摩耕作技巧的高地，同时也是吸收生活哲理的地方。由于幼年的叙述者未能称职地耕作，父亲如巨人般将他驮在背上。在那里他体会到父辈的艰难，同时也感受着循环往复的人生。作为父辈的跟随者，他决定跟随父辈“宽阔的影子”，“长大了去犁地”。斗转星移，诗歌最后从儿时的回忆转向当代的情形，此时叙述者从父亲手中拾起犁地的重担，而身后跟随的人则是同样步履蹒跚的父亲。

　　在这首看似简单的劳动诗歌中，希尼以追随者的身份追忆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厚情感。父与子的关系不是生物界范围内简单的繁衍，而是子辈对父辈奋斗历程的肯定，是对父辈的敬仰，同时更是家族优良品德的传承。

　　作为房屋或园场周围的障壁，墙一直是保障自我安全、抵御外部侵犯的屏障。传统的墙壁由不同大小的石块堆砌而成，因此冻土融化时，这样的墙就开始扭曲、变形，甚至坍塌。此时，修补墙壁就成为乡村中必要的劳动行为。在新英格兰的乡村，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记录了这种补墙经历，并反思了补墙背后折射出来的邻里关系。

　　《补墙》创作于1914年的春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因修墙而产生交集的邻居。本诗开篇便直白地寻找破坏墙的对象，诗人猜测可能是“某物不喜欢墙/使得墙脚下的冻地膨胀，/将墙头的圆石在阳光下摔掉”，排除猎人在狩猎时的破坏行为，诗人将这里的物看作是神秘的自然力量：“这墙上的缝/怎么出现的，谁也没看见，谁也没听见，/到了春季整修时，我们才发现。”当诗人召唤邻居一起修墙之后，二人各自在自己的庭院忙碌。此时，对于墙是否应该存在这个问题，邻居二人产生了分歧，诗人认为“这只是一场游戏。/各站一方，仅此而已：/我们根本不需要墙”；然而，邻居却不这样认为，尽管两家种植的果树不同，也没有饲养破坏院墙的牲畜，正所谓他反复强调的那句“篱笆牢，邻居好”，他还是坚持在两家之间建造一道墙。

　　在“拆墙”和“补墙”两种立场中，我们看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处世观。以叙述者为代表的前卫派质疑墙存在的必要性，而以邻居为代表的传统派则竭力维护墙的功用。正如弗罗斯特开篇所言，这种不喜欢墙的“物”一直试图破坏墙的存在，它可以是植物的根茎，是不羁的西风，是藐视界限的自然。然而，人类毕竟是群居生物，作为世代在社群内居住的人，这位邻居将墙看作是维护邻里关系的重要条件，是保护隐私和空间的壁垒，不容干涉和侵犯。

　　弗罗斯特从修墙这种劳动中引导读者去参悟邻里关系。那么邻里之间是否应消除墙壁呢？本诗在“篱笆牢，邻居好”这句颇具反思意义的诗句后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广阔的思考空间。纵然诗人认为大自然不喜欢墙这种存在物，他也必须承认，自己必然无法脱离这种社群关系，因此仍旧召唤邻居共同参与到这场补墙行动中来。和谐的邻里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经营，就像二人补墙时所说的那句一样，“有些石头像面包或是圆球，我们需要努力使它们平衡”，这种谨慎的距离感就是弗罗斯特式的“和谐且不合一”的共存特征。

　　坚果成熟时，劳动者需要手持工具去采摘。由于有些坚果悬挂在较高的树上，这使得农活变得愈加具有挑战性。在这种情况下，采摘者需要持有特殊的工具和装备才可以如愿以偿地收获丰盛的坚果。可以说，这种劳动行为本身很艰苦，但是却很难忘。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就曾在1789年的《采坚果》一诗中记录下那段难忘的经历。总体来看，这首诗通过准备、发现、采集到反思这四个过程，描述了叙述者童年时去森林中采摘榛树果实的经历，以此讲述了在这种看似简单的劳动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深厚哲理。

　　在准备阶段中，诗人介绍了人们在采坚果时的标准装备。为了收获榛果，这位男孩除了挑选合适的日子之外，还在“肩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袋子，/手提采果子的钩棒”，此外，“听了那节俭太太的劝，身穿/她特地收藏着的破旧衣裳”。此处的袋子、钩棒和旧衣裳勾勒出采摘者的形象，他们可不必担心荆棘的勾扯，放心地将果实收进袋中。经过一番探寻之后，男孩终于在深林中一片原始的空地附近发现了一片长满了坚果的欧榛树。对于这种令人惊喜的发现，他很快陶醉于华兹华斯式的自然美景之中，“那些榛树/高而直，悬着簇簇诱人的榛子；/没人见过的景色！”此时，对于长途跋涉后才发现的野生坚果，叙述者“在急促呼吸着，心也在膨胀”。对于这种发现，华兹华斯称之为是一场“感官的盛宴”。随后，这位采摘者开始采集眼前的坚果：“我站起来，/把树枝拉向地面，随着断裂声。”有趣的是，很多评论家却无法理解为何这位桂冠诗人会突然一反赞美自然的姿态，进而没有任何理由地去破坏自然。殊不知，真正熟悉如何采集坚果的读者则并不会吃惊：这里的欧榛属于并不高大的落叶灌木，秋天到来时会结出成串坚果。果实坚固地附着在枝干上，唯有凭借钩棒才可以将它们从树上拖拽和打落下来。因此，这绝不是男孩向自然释放出来的怒火，而是他在凭借工具合理地获取食物而已。

　　当反思这种采摘行为时，诗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极致。在目睹这片没人见过的景色时，叙述者没有沉醉于周围“拦着溪水的神奇岩石”“闪烁的水花”以及“周围长满如羊毛般绿苔的石头”等诸多优美的意象而无法自拔，而是选择果断地打落榛树上的果实。在这场所谓的“破坏”行为中，他感受到周边环境受到了“无情的糟蹋”：由于自己的拖拽，抬头望去，本是绿色的枝叶处“挤进来了天空”，这使他“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他甚至以为“林中有个精灵”，敬畏感显露无遗。

　　华兹华斯在采坚果的劳动中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这里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提供资源的宝库，但人类既不能因其美丽而怜香惜玉般地供奉它，也不能因其丰硕而理所当然地索取，较为恰当的姿态应是培养对老天爷的敬畏心，感受自然母亲的痛苦，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劳动不仅是一种求生技能，也是一种诗意生活的途径。英语诗人并非高居象牙塔中，以希尼、弗罗斯特和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诗人也积极从事户外劳动。此时，我们愈加发现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诗人们可以在土壤中追溯祖先的传统，在砌墙时思考邻里相处的道理，在采摘后反思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因此，“劳动光荣”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凝聚了家族传承、维护生态环境的必要途径。